1937，希望的延安

文/秦風

1937年初，訪問延安的美國學者與新聞界的友人曾留下了一些珍貴的照片，充滿著史實的感動。

中共領袖們在長征之後仍保持堅定與自信，不過任何人都看得出，情勢依然十分艱困，危機仍未真正解除。

這點從幾個革命領袖沒有任何排場陣仗的言行舉止，風霜滿面的臉龐，以及對外發言時有意放低的姿態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

的確，在中共黨史上，這可能是攸關存亡的嚴重關頭，雖然西安事變阻擋了蔣介石的最後一擊，換得了寶貴的生存空間，但也使得蔣介石順勢取得了領導全中國抗戰的正當地位。

客觀上，近3萬名紅軍官兵分布在貧瘠的西北高原上，缺乏武器補給，生產資源也嚴重不足；另一方面，蔣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軍達百萬之眾，其中超過1/3 配備了德國的新式裝備，其他各路軍閥見狀只能靠攏，不敢像過去那樣輕易糾眾起事，加上京滬杭三角地帶的工商發展欣欣向榮，蔣介石的政軍經實力呈現躍進狀況。

比起江西蘇區時代，國共力量的對比更加懸殊。

儘管如此，延安的前程並非黯淡無光，軍事上的挫敗只是有形的，就精神上、人心上的無形力量而言，共產黨從來就不是弱者，從來不曾自卑自憐；相反地，有形力量的挫敗，帶來寶貴的經驗教訓以及更務實的態度，有助於鞏固意志，調整正確的方向。

1937 年初的延安，根本任務便在於保住最後的實力，創造最大的可能。

國共兩黨之間的談判密集展開，共產黨使用的提法是具有尊嚴涵義的「第二次國共合作」，不過查遍國民黨的文件和聲明卻不見這個字眼。

所謂合作包含著平等、對等的意思，可是在國民黨看來，國共談判的主要內容卻是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一部，以及中共要員以何種身份加入國民政府。

這是談判的基本框架。

政治上，國民黨希望無需動用武力就可將共產黨吸納進體內，利用強大的體制機器威嚇收買，最後消化於無形；共產黨則是反其道而行，希望取得合法的地位，保持獨立的自我，並在合法的基礎上不斷擴大本身的力量，以待有朝一日能再度與國民黨分庭抗禮。

國共兩黨的鬥爭實際上是雙方體制的鬥爭，涉及的是理想、紀律以及實踐。

在那種環境中，處於逆境的共產黨必須對內部反覆加強思想教育。

事實上，確有一些紅軍官兵誤以為他們不再需要依靠革命來取得正規軍的地位，因為他們現在已是國民革命軍正規軍了。

共產黨領導人必須再三教育屬下，在延安掛起國民黨旗幟，穿起國民黨軍裝後，共產黨必須繼續與國民党進行根本的區分。

可以想見，在那樣的環境中，共產黨對內的思想鬥爭必然十分嚴格，一切都是為了保障自我的完整免受侵蝕。

2月初，東北軍因王以哲被殺內部分裂，國民黨中央軍進駐西安，加強了對陝北紅軍的軍事壓力，作為談判的籌碼。

蔣介石派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與共產黨代表周恩來進行談判，後國民黨增派張沖、賀衷寒等人，共產黨則派葉劍英加入，雙方初步陳述各自的意見。

9日，毛澤東、洛甫致電在西安的周恩來，設定與國民黨談判的基本立場，要求紅軍初步編為12個師、4個軍，以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為各軍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司令，朱德為正、彭德懷為副；軍餉每月八十萬至一百萬元；如成立國防委員會，紅軍應派代表參加。

國民黨保證不逮捕共產黨員，不破壞黨組織，紅軍中的黨組織不變。

隔日，毛澤東再電周恩來，又補充幾點：中共應參加國府軍委會、總司令部、國防會議、國民大會等，抗日後參加政府。

儘管中共中央立場明確，不過此時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西北軍）已分崩離析，紅軍又陷形單影隻的不利局面，上述條件被國民黨接受的可能性幾乎是零，只能看成一連串討價還價的起點。

與此同時，在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共致電要求國民黨停止一切內戰，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並且保證共產黨：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武裝暴動；

（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

（三）在特區政府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至此，顧祝同、周恩來等就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一部，蘇維埃政府取消，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等原則達成協議，不過在具體細節上則陷入了可以預料的僵局。

2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舉行，儘管宋慶齡、何香凝等人提案要求恢復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中共也儘量放低姿態以有利其主張，居於上風的國民黨仍以嚴厲的語氣通過「根絕赤禍案」：

（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國家許可主義絕不兼容之軍隊同時存在，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它假借之武力；

（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

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它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

（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不兼容，與我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鬚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是將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仇，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盪析，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接著，國共雙方代表就實質問題再度談判，主要的分歧集中在紅軍改編國軍後的兵員多寡、國民黨在延安派駐人員的性質與稱呼、蘇區改制後的形式等等。

其間，由於賀衷寒突然推翻前議，提高條件，遭中共嚴拒，造成談判僵持不下。

3月22日，周恩來與張沖飛往上海，再轉赴杭州，與蔣介石當面會談。

周具體要求蘇區改為邊區（18縣），紅軍改編3個師、人數請容許在4萬人以上，中央軍政人員只任聯絡，等等。

蔣答以具體問題他不干涉，但要求有一永久合作的方式，並以共同綱領實踐之。

蔣的談話至少在口頭上確認了中共在本身控制區域的領導權將不會打折扣。

5月29日，由塗思宗率領的國民黨中央代表團抵達延安，國民黨自稱為「中央視察團」，共產黨拒絕此名稱，只願意接受其為「中央考察團」。

雙方的各自表述，不過為了避免過於強硬而破壞了更重要的目標。

延安方面最後掛出的巨幅歡迎布幅是「中央調查團」。

為了歡迎塗思宗等17 人的到訪，延安精心布置了相關的政治標語，給予了熱情的接待，各部隊以及鼓樂隊在城南歡迎，調查團抵達城裡，則由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接待，並派葉劍英、陳賡陪同塗思宗進行考察。

當天，邊區政府設宴為調查團洗塵，並舉行歡迎會。

有關中央調查團到達延安以後的情況，國民黨方面正式文件記載不多，不過當事人塗思宗以及他的侍從參謀楊蔚1949 年後曾在台北蕉嶺同鄉會會刊上留下個人的筆記，塗思宗的外甥曾德宜也曾根據長輩的資料撰寫相關文章。

他們的敘述大抵如下：

中央視察團（國民黨方面的用語）是由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所籌劃的，目的在實地了解陝北共產黨人的真正實力與活動狀況，搜集第一手資料。

視察團是由國民黨中央黨政軍各單位遴派人員及陝西省地方黨政人員所組成的，團長塗思宗、副團長蕭淑萱，團員包括了李華英、邵華、張廷鏞、蕭樹金、楊蔚、王友直、王根生等17 人，以對陝北邊區中共黨政軍各機構進行全面的了解與掌握。

視察團出發前，延安方面派了周恩來與葉劍英前來擔任聯絡員，周、葉兩人與顧祝同、葉青就視察行程進行討論，並當面就視察團員的提問一一答覆，最後敲定整個計劃。

隔天，視察團便分乘四輛大汽車，從西安出發駛向延安。

周、葉兩人原為塗思宗在粵軍多年的同事，第一次東征時期，葉、塗兩人在粵軍第二師張明達部分任參謀長及營長，且都是廣東客籍人士，交情匪淺。

粵東平定後，葉任本籍之梅縣縣長，塗任大埔縣縣長，周恩來時任潮梅行政專員，故三人實為舊識。

此外，團員中的李華英與朱德為老同事，楊蔚為軍統局代表，奉戴笠命以塗思宗侍從參謀的身份隨團前去並負責匯報所聞。

視察團在出發後的第四天抵達延安，汽車所經之處都貼滿歡迎的標語。

經過甘泉時，邊區政府派遣官員，代表其主席林伯渠列隊歡迎，休息片刻後繼續啟程，不久即見到延安古城，城牆頗高，呈長方形，因年久失修成剝落殘破貌，惟城垣仍見蒼然遵勁之古風。

城外馬路上滿布旗幟，人群佇立，聲勢頗為壯觀。

汽車過了延安大橋，全體人員由塗思宗帶隊下車步行，走向迎接視察團的歡迎隊伍，林伯渠、賀龍、林彪、陳賡、周士第等中共代表都站在儀隊前表達歡迎之意，同時又脫帽或舉手致敬，並由號兵隊吹奏三番軍號，武裝儀隊行軍禮並呼喊「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並高唱「國共合作，打倒日本」的軍歌，場面十分隆重。

葉劍英說這是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次舉辦如此盛大的集會，以示衷誠歡迎之意。

當晚延安方面在視察團成員所住的招待所設宴洗塵，所有中共領導人皆出席晚宴。

首先由毛澤東致歡迎詞，隨即舉杯祝林（森）主席、蔣委員長健康。

賓主交談甚歡，互相致酒，十分融洽。

到了第三天，延安黨政軍各界舉行歡迎大會，地點在延安城外不遠處，賀龍部的大操場上。

大會臨時搭了一個台，上面拉起布篷，集會的群眾以軍隊為主，連同各界和學生，約四五千人。

大會開始，由林伯渠以邊區政府主席身份致歡迎詞，再由中央視察團團長塗思宗致辭答謝，並說明此行對全民團結抗戰及對國家前途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然後輪到毛澤東講話，塗思宗後來回述：「其語音細小，非側耳聽不可，而措辭則冠冕堂皇，言之成理。

毛澤東講完，並要視察團成員輪次上台發表意見，約二三人後，已下午五時，毛與其他人員則陪坐檯下聆聽，毛澤東菸癮極大，手執香菸一支未燒完又接一支，神閒氣定，靜聽至散會。

……晚間八時余又開了一個晚會，節目是歌舞和話劇，歌舞並不精彩，話劇是《放下你的鞭子》，演得極為賣力，煽動性頗大……」隔兩天，塗思宗偕楊蔚至中共中央拜訪毛澤東，當時毛的住宅實為連接著窯洞的一幢草房，會客室、寢室、辦公室三者合一，可見當時物力之艱困。

毛澤東穿著灰棉軍服，待人接物禮貌周到。

當時負有向戴笠作報告任務的楊蔚事後記錄：「（毛）與塗團長是早年就認識的故人，頗有舊雨重逢之慨，他曾很鄭重地質問塗團長，『國共既然合作抗日，國民黨又何以公然宣布根絕「共匪」的決議案呢？』塗團長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早有準備的，他說，『共產黨在與國民黨執政的中央政府為敵時，依國法不得不稱之為「赤匪」；今後共黨如成了合法政黨，紅軍成了正式國防軍，「赤匪」不就已經根絕了嗎？這是過去的事何必介意？』塗團長的答話，他（毛）笑了笑，也沒話說。

此後談南京、上海民心士氣的問題，毛的結論是，『我們必須克服一切內在的矛盾完成團結抗日任務，目前國民黨的措施，對共黨內部還存在著很多誤會，我將在理論上和事實上努力加以說服。

』 他們談話時，我以隨從參謀身份，舉起筆記本摘要記錄，毛也毫不介意。

」

在延安的第四天，視察團原本採取集體行動，後來發現太耗時間，所以重新分為黨、政、軍三組，成員以組為單位赴各地察看。

塗思宗和楊蔚鎖定三個主要目標：抗日軍政大學、賀龍部隊以及彭德懷的前線總指揮部。

事後，塗思宗對中共紅軍領袖的描述如下：

「毛澤東：各團員分別私人各自接觸中共人員，我與毛氏接觸最多，經常性之接觸多在下午二點左右，彼正以新民主義為話題……每談論軍事，彼自認有天才，常說過去紅軍行動，在贛時期作戰，非出其本人負責，故無若何建樹，當十九路軍福州樹立偽旗時，彼認為中央軍主力向建甌移動，彼即主張紅軍傾巢入南京，與十九路軍合擊，以達成其政治目的，余笑謂當時假如執行閣下戰略，恐無今日我等陝北之行矣；彼亦笑說當時南京彼我情形，恐我不甚明了，我說其實我在北平，雖未完全明了，但打仗旨在消滅對方主力，非流竄擾亂所能成功，運用力量，雖有技巧，惟力量不充實，絕不能成事。

當時紅軍軍力如何，我確未盡知，惟中央的教導師，在南京附近整訓，槍械優良，如何對付曾考慮到否？彼對軍事確極自負，行其游擊戰，先以建立點線，發展到面，然後用裹脅鄉村人力物力，包圍城市，遂行慘無人道之人海戰，以作孤注，至今仍以此道，借作民族戰爭之法寶。

然此一套，人能之，我亦能之，所謂世無常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種因食果，他日其徒必然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

余回寓私向葉劍英謂，汝我行伍半生，以兄之經驗看毛之軍事水準如何？葉謂彼確有一手，余只好含笑點頭。

」

「朱德：朱德身材不高……操嫻熟之雲南官話，且能說極熟客話，自白其為經商滇中之客人後裔，說話語音較為中和，眼如貓，神光內含充足，外射有力，在紅軍中性情中和，較易相處……所談皆過去經歷，時與李華英敘舊。

」

「抗日大學與康克清：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林彪帶軍事組到校本部，併到各隊巡視一周，然後集合大操場，師生千餘人，由軍事組長執行校閱，該校名為抗日軍政大學，不成學制，學生年齡不限，老幼性別不限，男女科系不分，可以說亂七八糟，但不可忽視的學生的情緒似乎還不錯，可以從全體歌唱時看出來，聲音高昂而整齊，校舍由十餘窯洞組成，分布面積極廣，余分別與工作人員談話。

女生康克清打綁腿，面貌黑，身體健壯活潑，態度大方，年齡不過二十，林彪介紹系朱德愛人，此時朱已五十餘歲，團員問其可否講其戀愛經過，彼笑答謂朱德同志是革命的，我們是因革命而發生愛情，不過我還年輕，學識不足，所以到抗大來學習，其餘女生約六七人。

據林彪說，該校注重革命理論與精神教育。

林彪身軀不高，貌不甚揚，眼發藍如貓眼，常俯視，常與學生作球賽，表示與員生同甘苦也。

」

「賀龍：軍事組的第二目標是賀龍部隊，在延安附近。

軍事組一早出發，去賀龍司令部，到達時，賀龍正在早飯，桌上擺的一盤辣椒蘿蔔乾和一盤黃豆，另外一桶稀飯，士兵伙食相同，官兵表現共甘苦。

我等已吃過早飯，便請賀龍先吃飯，不要為我們餓肚子。

賀龍一面食飯一面談天，他說：『諸公，不要以為我們這種生活苦，這比長征時要好得多。

我們經過川隴交界的松潘草地時，曾六七天未舉過火，大家食炒米，炒黃豆，而且夜夜露營，真是苦極了。

可是絕處逢生，有一天正在斷糧時，發現草地有一小湖，湖中生著密密肥魚，那魚從來沒有人捕捉過，因土人不食魚，魚亦根本不怕生……簡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那天就以魚為糧吃個大飽，還抓許多帶走。

』賀龍雖不識字，但是相貌堂堂，比其他人長得方正雄偉，一口湖南官話講得很有趣味，難怪能掌握人心。

賀龍所屬延安部隊，名號有幾團，而人數每連三四十人不等，且年輕幼童為多，老兵極其有限。

賀龍談話內容大致為二萬五千里流竄經過，如過大渡河、金沙江、鐵索橋的情形，並說在松潘路上，過泥沼地，稍一不慎即陷入泥沼，愈陷愈深，若加援手連援手之人也一併不能拔足，除毛驢能渡外別無辦法……」

「徐向前：午餐時賀龍親自介紹徐向前和我們見面，他說徐半年前在甘肅作戰失利，不得已化整為零來陝，昨夜到達延安，我們聽到很興奮，立刻向徐問長問短，徐面瘦削，兩眼下垂，一口山西口音很老實地說：『去年（民二十五年）11 月率部在隴南渡黃河……被馬家回回軍打埋伏，部隊垮了，除死傷外，都化整為零，我帶了幾百人先向新疆方面闖，但越走越困難，最後決定化裝來陝北，一路利用討飯過生活，所幸始終無人能認識，很安全到達陝北。

』徐說話很有趣，我們都注意聽著，有一位團員把一口吸過的菸頭丟掉，徐向前一眼看見，勾起了他的心事，他說：『我在路上肚餓時，只想討幾個舊饅頭煎餅吃就高興了，可是吃了饅頭煎餅後，就想吸菸，偶然在路上拾到一個菸頭就寶貴得很，吸一口就保存起來，留待必要時過過癮。

』說得大家都笑了。

」

「彭德懷：軍事組第六天視察彭德懷的前線指揮部，總指揮部位於延安西南，靠甘泉方向的一個山谷中，坐汽車約走三小時到達彭的總部，離部不遠，彭率司令部人員，並衛隊及地方人士、學生排列道左，吹三番號來迎接，遠望歡迎隊伍，余等即下車答禮，彭引入司令部稍微休息，即展開視察工作。

彭集合約一加強團參加檢閱。

閱兵式後，彭即登台致歡迎詞，台上布有『火星劇社』之布幕，想系常設隨軍宣傳使用之道具，彭當時是真正紅軍總司令，而朱德則是名譽總司令，前者系指揮所有武裝部隊，後者系辦理後勤，彭短小精悍，望之如鄉下農夫，打灰布綁腿，與士兵無異。

彭操十足湘西口音，說話緊切有力，極言聯合抗日之必要，並述歡迎視察團之至意，余登台答謝彼等歡迎盛意，告以此來之任務，並傳達中樞諸公與顧主任關心懷念之誠。

講完後，回其司令部休息片刻，再前往他處觀其部隊駐地，各編組人員分別進行。

總部雖隱藏於山溝中，所備軍中書籍不少，包括蘇俄、德國和我們陸大（陸軍大學）各兵種兵科學校書籍，彭講話時還手拿一本戰鬥綱要，明顯地反映他們對軍事學術的不斷研究，毫不疏忽。

他們的部隊從排級單位起都有一個地上沙盤，塑造各種地形地物為官兵討論戰爭戰鬥之用。

我們視察後，大家都覺得共軍的訓練方式，有若干地方頗值得我們研究與參考，今後對共軍的戰鬥力，更不可估計過低。

其他部隊分駐各地，交通不便，前往視察來回非一個半月所能完畢，只得從略，劉伯承與陳毅所部未見，可能個人亦散在他方活動，故未視察。

」

調查團去過彭德懷部隊後，塗思宗便決定結束工作，準備回南京復命，這次在陝北待了將近半個月，是1927 年國共分裂十年以來國民黨人員第一次觀察中共與紅軍的具體情況，特別是集中評估紅軍真正的實力，以提供蔣介石和戴笠參考。

由於此時的共產黨剛剛從重大的軍事挫敗中站穩腳步，並在形式上接受紅軍改編之議，國民黨軍事首長難免以居高臨下的心理視之，帶著幾分優越感。

加上長年黨派成見，對共產黨領袖的描述帶有貶義。

儘管如此，塗思宗等要員尚不至狂妄無知，對抗大與紅軍仍有平實虛心的評估。

他們看見了延安物質上極端的艱困，但也清楚地感受到這裡存在著一股強大的意志與精神。

共產黨吃苦耐勞，官兵一體，一時的挫敗與困難並沒有擊垮他們，反而讓他們更認真地學習，不斷地調整與改進。

塗思宗等人認為延安幾乎沒有一樣東西算得上是正規的，不過它呈現的精神狀態卻不能輕估，這種結論應是中肯客觀的。

只不過這批觀察陝北邊區的國民黨要員大概萬萬想不到，他們所看到的紅軍軍事將領在十多年以後，幾乎以同樣的非正規形式，將擁有新式配備的國民黨正規部隊打得潰不成軍。

毫無疑問，共產黨借著國民黨要員首次來訪，表達了最大的善意，增進雙方友好合作的氣氛，取得了實質議題上的主動性。

6月4 日，周恩來來到了廬山，與蔣介石多次會談。

宋美齡、宋子文和張沖都參加了，不料蔣介石見中共態度放軟，反而得寸進尺，改變杭州會談的承諾，進一步要求限制共產黨的活動空間，企圖以國民革命同盟會的形式吸納共產黨的組織力量，造成這次會談無法達致任何協議。

周恩來回到延安後，中共中央再行研議新的方案，決定忍辱負重，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作出讓步，包括原則上同意加入以蔣介石為主席的同盟會，紅軍編成3 個正規師，同意設訓政處。

中共軍委會則改為黨的秘密組織；陝甘寧邊區民主選舉在7 月間自動實行，並將蔣推薦的張繼、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擇一為邊區行政長官，林伯渠為副長官；毛澤東、朱德不拒絕出外做事，但非至適當時機，則託故不去。

簡單地說，蔣介石的目的是嚴格限制紅軍的人數，同時又設置一個國共兩黨之上的政治聯盟，由他擔任主席，擁有決定權，並代共產黨聯絡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同時還要求將毛澤東、朱德調出延安工作。

由於西安事變發生半年以來，蔣介石的權勢獲得鞏固，中共被迫在形式上作出最大的讓步，力求保留實質的力量，新方案可說是讓步的最大極限，形式的東西幾乎全讓了，甚至準備以秘密組織的形式來指揮本來就屬於自己的軍隊。

7月4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從延安抵西安，飛往上海，準備帶著重大讓步的新方案赴廬山見蔣介石。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8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等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請纓為國效命，電文說：「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攫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平津為華北重鎮，萬不容再有疏失。

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並本三中全會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

紅軍將士，咸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

」

毋庸置疑，盧溝橋事變是國共雙方整合的又一轉折，事變的發生帶著偶然性質，不過以日本長年對中國的侵略企圖來看，這一刻的降臨是遲早之事。

一開始，日本軍部以其慣性的反應，立刻增兵華北，主觀上以為中國政府經此恫嚇自會息事寧人，讓步退卻。

不料此次中國政府態度強硬，認為日軍得寸進尺已是忍無可忍，全民抗戰的時機雖較原定的計劃提早出現，但此刻已別無選擇。

聚集在廬山的國民黨領導階層和民主人士皆處於激奮的情緒，全國人民也引頸期盼那歷史性的一刻。

儘管每一個人都知道戰爭將帶來嚴重的破壞、死傷和流離的慘劇，但這是中國人為了擺脫被宰割命運必須付出的代價，是為了下一代的尊嚴、和平與繁榮的必要犧牲。

這種為國奮戰的高昂士氣使得各黨派更為團結，有利於國共更快地達成協議。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中央提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作出下列承諾：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中共的最新立場實際上代表國共的政治整合已然實現。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抗戰演說，強調希望和平，但中國主權問題已無可退讓，一旦開戰，將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對於中國的抗戰宣言，日本事先並沒有預料到，面對後也只是抱著一貫輕蔑的眼光。

於是在沒有完整的作戰計劃下，日軍由平津和上海兩路大舉入侵中國，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國民黨將最精銳的主力部隊往華北和華南一帶集中，戰事慘烈，舉世矚目。

國共兩黨的談判更趨緊迫，抗戰以來每天均有數起電文往返，雙方就紅軍地位以及作戰方針的具體問題反覆磋商。

8月18日，蔣介石正式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

並根據中共的要求，同意八路軍擔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執行只作側面戰、不作正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敵人大部並消滅敵人一部的作戰任務。

此外，還同意中共在各地設辦事處，發行《新華日報》以及釋放目前囚禁中的共產黨員。

10月間，國共兩黨再達成協議，又將分散在江南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國共兩黨軍事力量整合完成，在山西、河南的幾次作戰中密切合作，振奮了全國人心。

不久，國民黨公布了第一屆國民參政員的名單，其中將共產黨列入「文化團體」，共產黨籍的參政員有毛澤東、林伯渠、吳玉章、陳紹禹、秦邦憲、董必武以及鄧穎超。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甚至別出心裁地決定恢復毛澤東、周恩來、吳玉章等人的國民黨籍。

對於這種幾近鬧劇的行為，周恩來等人連夜開會研究，隨後吳玉章向外界澄清此事事先完全沒有徵詢中共中央的意見，此議遂不了了之。

總而言之，1937年是中華民族歷史的轉折點。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過度依賴國民黨，以至於國民黨突然翻臉時，共產黨幾乎毫無準備，難以招架；到了江西蘇區時期，由於對國民黨的深仇大恨以及對革命教條的盲目堅持，共產黨走上「左」傾冒進主義路線，錯判情勢，對外放棄了爭取中間力量，對內則整肅忠良，最後損兵折將，幾遭滅頂之災。

只有到了延安時期，共產黨總結過去失敗的教訓，客觀地看待敵我的力量，在堅持革命信仰的同時，既不妄自尊大，也不投降當官，而是把與國民黨的鬥爭細緻地劃分為幾個層次；臥薪嘗膽，忍辱負重，接受國民黨形式的領導，但絕不出讓本身的主體性，相反地要藉機鞏固自己的合法地位，並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加強政治宣傳，號召人心。

換句話說，形式上的妥協是為了擴大實質的鬥爭空間與能量。

此外，為了抗拒國民黨的壓迫與腐蝕政策，共產黨反覆對內解釋說明，定期地批判錯誤的偏向，清理階級隊伍，抗拒收買的誘惑，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對外則以合法的地位要求國民黨實現民主和包容，並以靈活的手腕處理與中間人士的關係。

這是個高度平衡、極端微妙的政治技巧，不偏不倚，對內對外同時進行。

也只有共產主義這樣的理想能產生堅定不移的意志，也只有毛澤東這樣傑出的領袖能夠在挫敗後進行反省，實事求是，重新設定最好的鬥爭方向。

國民黨顯然錯估了這個對手，以為中共如同中國歷史上的流寇，最後會因財富美色墮落與自殘，而自動煙消雲散；或者像中國近代的軍閥，封個番號，授面旗幟就足令對方沾沾自喜，安於一隅。

事實證明，抗戰時期，共產黨不僅在敵後游擊戰方面功不可沒，在抗日宣傳方面更努力爭取主導的角色，對全國人心具有強大的號召力。

這樣的事實也只有在抗戰之後，國共重新對峙時，國民黨才有真正的體會與認識。

秦風，1958年生，本名徐宗懋，原籍福建古田。

現工作於台灣《中國時報》社。

1996年開始收集歷史照片等史料。

他發表的大量解讀和研究老照片的文章，史料真實，受到海峽兩岸讀者和研究者的重視和關注。

原載：《秦風圖文筆記》，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年版

新載：《抗戰中的延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