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外族欺凌，「主和」還是「主戰」？大宋朝堂為何爭吵百年

自從宋朝建立以來，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的關係進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在漢唐時代，中原王朝是無可置疑的天下共主，雖有外族入侵，但並未真正動搖中原的霸權地位。

周邊外族，至少在形式上，保持著中原藩屬的身份。

而到了宋代，則先有遼國與宋平起平坐，後又有西夏自立。

面對空前的外部挑戰，宋朝出現了一種新的歷史現象："主和"與"主戰"之爭。

如果說在漢代，對外擴張才是主流；在唐代，努力恢復和保有漢代曾經的疆土是主旋律；那麼到了宋代，是否應該收復唐朝曾經的領土，都已成為一個大問題。

對於如何處理與周邊異族的關係，在北宋朝堂之上與士大夫中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思想流派: 一是以"不事四夷、重內輕外"理論為支撐的主和派；二是以"多事四夷"理論為支撐，以恢復漢唐疆域為目標的主戰派。

這兩種思想流派的盛衰與鬥爭，對後來的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先說主和派。

這一思想流派早在宋太宗晚期就已經出現，在宋真宗時期成為了北宋朝廷處理邊疆事務的指導思想，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宋仁宗、龐籍、富弼、司馬光、范仲淹、夏竦、張方平等人。

他們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三點：首先是古今夷狄不同論。

長久以來，漢人將夷狄比做禽獸，除了諷刺其不知禮儀，人面獸心之外，還充滿了對夷狄力量的蔑視。

但到了宋代，遼夏政權表現出了與古代匈奴、突厥大為不同的特點。

主和派認為，夷狄習性雖未變，但力量已經極大增強，不可再低估其實力。

富弼在其奏章中說，自從契丹得到了幽雲地區，西夏得到了靈夏地區以來，當地的漢人精英都為它們所用，它們得到了中國土地，役使中國民眾，模仿中國建立了國家制度，讀中國書，效仿中國法令。

這樣一來，它們的國家治理，已經與宋朝相似，而它們的精銳騎兵，卻強於宋朝。

這等於說，原本中國的長處被它們學去了，它們的長處，中國卻學不了。

因此它們是中國從未有過的勁敵。

這種認識是主和派在軍事上一味主張被動防禦的重要原因。

其次，主和派不主張武力恢復傳統的華夷秩序，認為對遼、夏等國應存而勿論，安於現狀。

這一點在宋廷處理西夏問題的過程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宋仁宗時，契丹為了利用西夏牽制宋朝，大力扶植西北党項勢力，而宋仁宗則以"安靜邊鄙"為準則，消極避戰，坐視西夏吞併河西地區親宋的地方勢力，導致西夏坐大，控制整個河西走廊。

結果到了寶元元年（1038年），身為北宋藩臣的元昊悍然稱帝立國，宋廷震動，戰和不定，主和派認為，只要西夏放棄帝號，與宋廷保持一種名義上的從屬關係，即可不動用武力。

其三，主和派主張以懷柔之術應對周邊勢力的侵犯。

司馬光認為，通過"御之以恩信, 待之以禮節"，即可消除異族入侵的風險。

所謂恩，指以金帛財物滿足遼、夏等的貪慾；所謂信，指對遼、夏講信用，不接受遼、夏的流亡者，不貪圖其土地人民；所謂禮，即禮遇遼、夏等國使臣, 不在其面前擺出大國的架子，從而使其感恩戴德，成為中原王朝的不侵不叛之臣。

在軍事上，主和派主張以消極防禦為主，"來則備御, 去則勿追"，只要把入侵之敵擊退即可，不可追擊。

他們認為，"夷狄自古為中國患"，夷狄入侵問題是自古就有，永遠都解決不了的，哪怕是古代如漢高祖那樣的雄傑，也曾為匈奴所困，而如今遼國、夏國比匈奴更強，幾乎不可戰勝，因此一味的與其敵對是不明智的。

隨著邊境形勢的日益嚴重，主和派發現單純的消極防禦無法解決問題，又提出經濟封鎖、收買與軍事防禦相配合的辦法。

夏宋戰爭期間，宋仁宗一方面下詔斷絕宋夏貿易, 封鎖邊境, 另一方面又以范仲淹為主將，主持西北地區的防禦，穩紮穩打，同時以富弼出使契丹，用金帛十萬的代價要求契丹向西夏施加壓力，最終使得西夏同意與北宋議和。

再說主戰派。

該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郭咨、宋神宗、王安石及王韶等人, 這一派雖然在宋神宗繼位之前便已存在，但是由於宋仁宗和宋英宗對開疆拓土毫無興趣，他們的主張並沒有引起重視，直至宋神宗繼位，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變。

主戰派以武力解決夷狄問題的觀點在神宗時期成為宋廷經營邊疆的主導思想。

主戰派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在如何看待夷狄的問題上，主戰派堅持"四夷皆衰弱"觀。

王安石曾多次對此進行闡述，他認為，當今宋朝人口眾多，土地廣大，內部沒有隱患，秦漢以來，歷代王朝的人口都沒有宋朝多，耕地面積也不如宋朝大，經濟都比不上宋朝繁榮。

這種情況下，宋朝實在沒有理由對付不了周邊的夷狄。

並且遼國國主昏庸，內亂不斷，西夏軍戰鬥力很弱，宋軍只要有精銳一兩萬人，足以戰勝西夏。

宋神宗也認為，遼、夏並非難以對付，只要宋朝改革內政，充實軍力，兵精糧足，即可討滅遼夏。

第二，在如何定位夷夏關係問題上，主戰派認為，契丹與宋朝平起平坐，占據幽雲十六州侵凌中國的狀態是不正常的，必須以武力恢復傳統的夷夏秩序，重現漢唐盛世的景象。

王安石稱"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政治秩序是"天地之常理"。

他斥責主和派的遼夏不可戰勝論為荒謬，認為"古代之所以對付夷狄沒有上策，是因為那些夷狄都生活在極其偏遠的地方，如匈奴之地，並不適宜漢人居住，因此中原難以控制和管理，而今天的西夏所占據的靈夏、河西兩路都是漢唐故地，與大宋核心地區相接，本應不難攻取，如果把這些中原腹心之地當成夷狄的地盤而捨棄，難道就不想想百年之後，子孫們會遭到怎樣的威脅？"

第三，在對付遼、夏等夷狄勢力的策略問題上，主戰派形成了先易後難的戰略共識。

其基本方略是，首先攻打勢力最弱的河湟吐蕃，然後攻打西夏，最後北上攻伐遼國。

此外，還要尋找時機攻滅南方的交趾。

熙寧五年 (1072)，宋神宗以王韶為將，用兵河湟，至次年克復熙、洮、岷、疊、宕等州，拓地兩千餘里，招撫大小藩族三十餘萬帳，取得了空前的勝利。

元豐四年 (1081)，宋神宗以夏國內亂為由，下詔五路出兵，大舉攻夏，宋軍長驅直入，打到了靈州城下，但最終功敗垂成。

雖然這次軍事行動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但是也取得了攻克蘭州，進占陝西四寨的戰績，扭轉了宋軍被動挨打的不利局面，使得宋夏雙方的戰略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宋仁宗至宋神宗時期, 圍繞著如何處理日益嚴重的邊疆危機, 主和派與主戰派進行了數次大爭論。

第一次是在西夏自立時。

宋仁宗寶元元年 (1038)，元昊自立為帝，出兵侵宋。

就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主戰派與主和派爆發了激烈的交鋒。

主和派反對主動出擊，主張軍事上防禦，政治上"招撫"。

他們認為，從歷史上來看，宋軍攻夏，敗多勝少，宋太宗時兵強將廣，征討喪家之犬的李繼遷，尚無可奈何，何況今日之李元昊遠勝於李繼遷，而宋軍又不如往昔，主動出擊勝算渺茫。

主戰派則力主興師討伐，企圖通過軍事手段徹底解決西夏問題。

在元昊逆命之初，北宋朝廷還很輕視西夏的軍力，於是主戰派略占上風，結果經過三川口、好水川兩次大敗之後，主和派的觀點成為朝議的主流，宋夏議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和派的思想成為處理與西夏關係的基本準則。

宋神宗繼位後，北宋的邊疆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主戰派成為主持朝政的當權派，主和派漸處下風，雙方就如何處理西夏問題再次爆發了激烈的辯論。

治平四年 (1067)，北宋大將種諤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迫降西夏嵬名山，攻取綏州。

此事在宋廷引起軒然大波，主和派大臣司馬光、鄭獬等人紛紛上書批評宋神宗出師無名，失信於外國，結怨於邊民，奏請斬種諤以謝邊民。

次年，夏國主涼祚去世，主戰派主張乘機以重兵深入討伐西夏，主和派的劉述又上書告誡宋神宗，在別國辦喪事之際出兵是不義的。

宋神宗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認為，討伐夷狄只需要看軍力夠不夠，用不著出師有名。

王安石也認為，古代的帝王對付夷狄，在兵力不足時則暫時妥協求和，兵力強大時就討伐夷狄控制他們。

出兵想要找理由還不容易？由於"兼制夷狄"已成為宋廷的既定國策, 主和派雖極力反對, 但無法影響北宋最高決策。

悲劇的是，從後來歷史的發展來看，主戰派也無法改變宋朝對外的屈辱地位和悲劇命運，宋朝對西夏的長期進攻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而與金國結盟滅遼的"海上之盟"，最終導致是靖康之恥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