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朝文人的糜爛生活:宋朝崇文導致其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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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之前,五代亂世之中,武人耀武揚威;更之前的唐朝,重視門第,參政議政須得是門閥貴族。

只有到了宋朝,文人的身份地位才得以空前高升。

宋朝皇帝打壓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更是捨得在士大夫文人身上花費銀子(這一點,文章的後面再談),讓文人一邊上朝議政一邊擁妓納妾、聲色犬馬地過著「幸福的生活」。

在溫柔鄉里沉浸得太愜意了,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們遂不思進取,忘記了廓清天下、收拾山河的責任。

這一點,羅大經在《鶴林玉露》說:「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

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

至於荷艷桂香,妝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嘻游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

說的是柳三變的《望海潮》。

因為柳永在詞里描寫了富裕繁華的江南,而引起金人完顏亮對宋朝的覬覦。

「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當然,把國家的興旺歸結於一首詩詞,這未免也太荒唐了一些。

但是,他說的「士夫流連於歌舞嘻游之樂,遂忘中原」,醉生夢死,也卻是不爭事實。

相傳為北宋汪洙所作的《神童詩》,開頭幾句這樣寫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滿朝朱紫衣,皆是讀書人。

」的確如此,無論從物質還是精神意義上來說,宋朝都堪稱文人士大夫如魚得水的時代。

他們多出身於庶族地主階級寒素之家,全憑個人奮鬥才突破逆境,躋身於統治集團成員之列。

在這批人之中,固然出現了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準這樣的憂國憂民的文人相臣,但更多的是醉生夢死之輩。

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跡為例。

據說,宋氏兄弟「就學安陸,居貧。

冬至,召同人飲,元憲(庠)謂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得一兩粗以辦節。

』(祁)乃笑曰:『冬至吃劍鞘,年節當吃劍耳』。

(王得臣《塵史》)這是一段把祖傳得寶劍劍鞘上的裹銀拿去換酒過節的故事。

這時候他們的這種貧困不能移的執著和洒脫,著實讓人感動。

可是,一旦榮登天子堂,有了功名後,他們又如何呢?

來看看錢世昭《錢氏私志》中的記載:「宋庠居政府,上元節至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

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吃齏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卻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處州學吃齏煮飯是為甚底?』」一語道破,原來一俟功成名就,自然首要滿足的是口腹聲色之欲,而當年的苦讀當年的吃齏飯(一種煮的很爛的菜粥),也為的是這個。

不過,這話也著實是實在的很。

「宋子京(祁)……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

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

凡十餘枚至。

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東軒筆錄》)「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刊修。

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為尚書修《唐書》,望之如神仙焉。

」(同上)

每讀到上面的這些小故事,總給人一種荒唐的感覺。

這修史寫書,竟然要美人簇擁方可。

不過這個小宋也算是個憐香惜玉之人,他為了不讓十餘個「內寵」(婢妾)對自己產生厚此薄彼之感,竟然不穿她們給自己拿來的「半臂」(馬甲)而忍受著寒冷。

這種「紅袖添香夜讀書」卻一致得到當時文人們的稱讚認同,說明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就是如此。

就是蘇軾,不也是納了幾房小妾麼。

那著名的王朝雲,被蘇軾從妓院裡領回家的時候,也不過是個13歲的小女孩,年齡比他的長子蘇邁還小……好在蘇軾如現在人們所讚譽的,是個風流不下流的大才子。

還是宋祁,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樓春》的詞中這樣寫道:「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

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

這種「浮生長恨歡娛少」的末世之嘆,並非宋祁一人的心態,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階層的病結。

如時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詞里寫道:「蕭娘勸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詞。

暮去朝來即老,人生不飲何為?」「蕭娘斂盡雙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

」這種惋惜時光,年華飛逝,追求享受現實的現象,其實是與當時宋王朝的國運相對應的。

雖然在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曾出現了如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等這樣關心民生的士子文人,但是整個社會都蔓延著這種來日無多的悲觀情緒。

而宋朝廷的歷代帝王為了鞏固其自身的統治,又刻意製造出一種安逸奢侈,享樂成風的社會氛圍。

而文人也不例外,而作為這個社會的精英人物,其行為不可避免地成為整個社會的榜樣。

在《邵氏聞見錄》中記載了呂蒙正的一個故事。

說呂蒙正未有功名時,一天在洛城東南的伊水邊,想買瓜而囊中羞澀,看見有人扔在地上的瓜就拾起食之。

後來,他做了宰相,富貴了,便不惜重金在那個地方買地建園起亭,起名「饐瓜」(饐:食物腐敗變味)。

還有韓玉汝為相後,每食必須極其精緻,以至食鴿辨色。

士大夫私家蓄養歌兒舞女盛行,「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

」(葉夢得《避暑錄話》)。

可謂紅袖清歌、醉笑人生。

這種春風沉醉不覺醒,與宋代之前的唐朝是截然不同的,唐時的那種充滿野性的豪放不羈,那種略帶進攻性質的放肆,那種「少小雖非投筆吏,***還欲請長纓」的保家衛國豪情,已經被一種日落黃昏,暮色蒼茫的哀怨所替代了。

王禹偁就曾痛苦地自責:「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為蒼生蠹,仍尸諫官位。

這讓人想到了當初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時,啟發誘導石守信等人「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的話來。

於是,士大夫們一邊嘴裡大講儒家的傳統倫理道德,讓女人們遵守「三從四德」,一邊自身卻聲色逸樂,「韓黃門持國,典藩觴客,早辰則凜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

」(周輝《清波雜誌》)在朝廷之上,剛正嚴謹的大臣,退朝以後便在紅袖飄拂之中放浪形骸,兩種面目兩樣姿態,讓人詫異。

由於皇帝的提倡,政策的允許(那時,士大夫家裡,不僅僅可以蓄養家奴,還可以蓄養歌妓舞妓,更可以多多收編女人來做婢女妻妾),還有自太祖時就有的「不殺文臣」的條訓,宋朝的士大夫文人們,便可以有理由沉浸在「重頭歌韻響錚琮,入破舞腰紅亂旋」之中。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特嚮往宋朝,當代的大才子金庸先生便是一個。

書中自有黃金屋

流傳甚廣影響後世近千年的《勸學詩》,據說出自宋真宗手筆。

此詩全文如下:「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黃金屋和顏如玉都可以向書中索要,這讀書為做官,做官為發財,是一條多麼吸引人的「光明大道」——現在也如此!

喜歡宋朝,不僅僅喜歡它的不殺文人,還應該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它是個普通人可以通過科舉「高考」,讓自己「朝為牧田郎,暮登天子堂」,擁妓納妾,聲色歌舞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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