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襄陽：刀兵詩酒與中亞女郎

廣義上說，襄陽屬於華中地區，四通八達之地，文人愛說「兵家必爭」，或「四戰之地」。

但這有個前提，就是中國發生南北割據、東西對峙，打大規模的內戰：北中國的割據中心，會在關中或者華北；南中國的割據中心，會在江南；四川盆地也可能出現個小割據政權——這種情況下，襄陽就處在爭奪的戰線上了。

從北向南，漢江是第一條不封凍的河流，歷史上阻斷胡馬南下，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東線起這個作用的是淮河。

而黃河冬季封凍，所以算不上天險。

三國時，中國第一次大分裂，襄陽城頻頻出現在史書文獻中。

關於三國襄陽的很多記載都來自東晉時的襄陽文人習鑿齒。

石越將軍胡馬渡江、攻占襄陽之後，把他抓起來送到長安，很受苻堅器重。

後來前秦垮台，他又逃回了南方，寫了一部《襄陽耆舊記》，後世熟知的很多三國掌故，比如所謂「臥龍、鳳雛」，都來自這部書。

習鑿齒生活在諸葛亮之後約一百五十年，能保留下來很多接近原生態的傳說故事。

在赤壁之戰前，劉備曾在漢江北岸駐紮一段時間，那時諸葛亮正在襄陽城西的隆中「躬耕於隴畝」，被劉備三顧茅廬招聘了。

當時劉備還從襄陽、荊州（襄陽屬荊州）招募了很多士大夫，包括習氏家族的人。

這當中比較有名的，有諸葛亮揮淚斬了的馬謖，有「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的廖化……雖然後來劉備占了蜀地、丟了荊州，但因為這層淵源，劉備、諸葛亮在襄陽的口碑一直很好，衍生出很多神奇傳說，被習鑿齒記錄了下來。

司馬家的晉朝，本來是從曹魏「禪代」而來，自然尊重曹魏的歷史正統性。

但習鑿齒不同意，他幾次給東晉朝廷上書，說蜀漢才是王朝正統，曹魏不過是篡逆的賊子而已；晉朝的歷史正統性，應該是從蜀漢繼承過來的……東晉朝廷沒有拿習鑿齒的意見當回事，但也沒批評他。

這種言論，蜀地人可能很贊同，但不敢說，只有襄陽人敢說，因為劉備待在襄陽時間很短。

三國的大多數時間裡，襄陽都是曹魏西晉的地盤，政治上屬於「自己人」。

蜀地人如果建議晉朝尊蜀漢、貶曹魏，可能沒有好下場。

到了後世的《三國演義》，才落實了習鑿齒的蜀漢正統觀，而且在民間家喻戶曉。

二

除了刀兵里的襄陽，歷史上還有一個詩和酒里的襄陽。

唐代很多大詩人都寫過關於襄陽的作品，孟浩然更是襄陽本地人。

這些詩里的襄陽，都安閒、明麗。

山光水色里，是悠然的漁父、樵翁。

雖然都是水鄉，但和江南的詩不同，襄陽沒有太多霧蒙蒙、潮乎乎的感覺，而是多了些西北風味的晴風暖日。

「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盛唐襄陽詩的這些元素，其實是三百年前的南北朝時期孕育成型的，比石越將軍的胡馬浮江要遲上一百來年。

襄陽城是南方朝廷的北疆重鎮、繁華之地。

彼時，大宗物資最便於水路運輸。

從東晉南朝都城建康出發，溯長江、漢江而上到襄陽，水路共有三千三百里。

泛舟數月，襄陽便是水國的盡頭，「塞北」的起點。

江南的文士、官僚乘著烏篷船來到襄陽，自然能感受到旅程兩端的異同。

襄陽歷史上最顯赫的幾個典故，都是在南北大分裂、大對峙的背景下出現的，唐人詩作里經常出現羊祜（hù）、杜預、山簡的典故，如果不懂魏晉南北朝那段亂世以及宏觀史地背景，就有點不知其所以然。

漢晉天下一統的時期，襄陽經常充當荊州的治所。

那時的荊州，大致是今天湖南、湖北兩省範圍。

襄陽並非在荊州正中，而是在它的東北角，離都城洛陽近，這是從北向南的治理方式決定的。

而在南北分裂時期，北方政權如果能占據襄陽，便會把這裡當做西線的對南方作戰中心，它的長官是荊州刺史，還有軍事上「都督」（指揮）周邊幾個州的權力。

在西晉初年，割據四川的蜀漢已經被消滅了，只剩了晉、吳兩家南北對峙。

在一統前夕（270—279），羊祜（hu）、杜預二人相繼擔任過荊州刺史，他們都督的範圍，還包括四川盆地和漢水上游，指揮著整條晉吳戰線的西半段。

這兩人都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姻親，政治上最可靠。

（羊祜）

羊祜鎮襄陽，最大的特色是採取鎮靜、緩和的方針，和東吳方面的將領建立了比較好的互信關係，雙方通過某些「熱線聯繫」，及時緩和邊界上的意外衝突。

這時的西晉對東吳具有壓倒性的數量優勢，可不必計較一城一地得失。

另一方面，羊祜積極屯田，開挖運河，還密令益州（四川）刺史王濬大規模建造戰船，為最終的滅吳決戰做好準備。

他死後，繼任的杜預繼續推行這些舉措。

280年，羊祜死後兩年，晉軍全線展開伐吳，多數軍隊指揮不力，遲緩觀望，進展有限；只有益州的王濬艦隊東出三峽，攻勢凌厲，杜預沒有對王濬進行掣肘控制，而是鼓勵他從速東進滅吳。

王濬艦隊一路順江東下，挫敗吳軍水陸兩重阻攔，抵達吳都建鄴江面，於是吳主孫皓帶群臣投降，天下三分時代正式告終。

在襄陽的日子裡，羊祜和杜預都有一個愛好，就是到峴山上休閒。

峴山，是襄陽西南郊的一片山地。

漢江自西方來，正是為了繞過這片山地，才擺出了一個U形大彎。

現在這裡已經清退了各種採石場、水泥廠，規劃成了綠地公園。

一簇小山，數峰青翠，相對落差約三四百米。

山間樹木蔥蘢，公園裡的花木池台、各種公共設施完備，遊客相對較少，主要是來休閒的本地人，特別是退休老人。

羊祜和杜預都是北方人，很可能不會游泳，怕水，所以沒法享受在漢江里蕩舟垂釣的樂趣，只能登山消遣。

羊祜在峴山上擺酒高會，經常歡宴一整天，有時還會做一點「哲學」的玄思，比如，他對下屬們感嘆：「自有宇宙，便有此山。

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

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

」

（有興趣的可看下《西晉羊祜傳》）

杜預到襄陽後，除了和前任一樣游峴山，還多了一種雅好：刻碑。

他先給去世的羊祜刻了一個碑文，描述羊公在荊州的各種功業。

襄陽人都懷念羊祜，讀此碑文時經常落淚，後世因此稱為「墮淚碑」。

杜預也喜歡思考宇宙終極問題，以及人在宇宙洪荒大變革里的處境。

他讓人刻了兩塊石碑，內容都是歌頌自己的功績，一塊沉到了漢江水底，一塊立在了峴山頂上。

據說他有個近似賭氣的想法：大地變幻無常，今天的高山，以後會變成深淵；而今天的江河，以後要隆起成高山，所以若干年後，這兩塊石碑肯定要換個位置。

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云：「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

這裡的「羊公碑」，就是杜預給羊祜刻的「墮淚碑」。

羊祜和杜預二人在襄陽，為什麼會有這種奇異的「宇宙感」或者「末世感」，是件很奇怪的事，因為襄陽的物產、氣候都不錯，自然條件安逸；他們面臨的局勢也不兇險，對東吳方面有壓倒性優勢。

也許，他們預感到了社會即將發生重大變動：從董卓之亂以來，持續了近百年的戰亂和分裂即將成為歷史，王朝大一統時代即將來臨；但是，在即將接手掌權的兒孫輩身上，他們看不到任何希望：這是剛剛成型的「士族」新階層，他們壟斷了權力、財富和文化，崇尚無為、清談，以放誕玄虛為高尚，鄙視行政實務能力。

羊、杜都生於亂世，靠能力和奮鬥仕至公卿，他們為子孫輩有了世襲身份特權而欣喜，但也知道這種政治墮落的後果是什麼——也許更大的一輪天翻地覆、神州陸沉，就在前方不遠處，會比行將過去的三國時代更加慘烈、暗黑、漫長……

西晉滅吳三十年後，襄陽又迎來了一位荊州刺史，山簡，他是羊祜、杜預的兒子輩，屬於放蕩無能的新一代士族。

他父親山濤，在老一代名士裡面名聲很大、也比較有作為，但人事有代謝，到山簡這一代，已經註定要與山河一起殉葬。

山簡在襄陽任職期間，中原因匈奴、羯胡的戰爭而生靈塗炭，都城洛陽被攻陷，年輕的西晉皇帝和整個朝廷後宮都成為匈奴人的俘虜。

山簡的襄陽僅在洛陽數百里外，執掌西南半壁江山，但他坐視流寇肆虐中原、甚至本州境內，整天帶著下屬們到峴山園林里喝酒，每次都酩酊大醉，躺在馬車裡被拉回城內；有時半路酒醒，他會反帶頭巾跳上匹馬，馳騁炫耀一下自己的騎術。

「當昔襄陽雄盛時，山公常醉習家池」（孟浩然《高陽池送朱二》）；「襄陽小兒齊拍手……笑煞山翁醉似泥」（李白《襄陽歌》）。

在洛陽陷落一年之後，山簡也在襄陽壽終正寢，時年六十歲——和當年在這裡的羊祜和杜預也差不多。

王維有《漢江臨眺》：「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

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李白《峴山懷古》曰：「訪古登峴首，憑高眺襄中。

天清遠峰出，水落寒沙空。

弄珠見游女，醉酒懷山公。

感嘆發秋興，長松鳴夜風。

」

上述山翁或山公，都是說山簡。

盛唐詩人不愛讀書，他們已經不理解山簡當年的行為是多麼的瀆職和猥瑣，拿他當個詩酒風流的代名詞就好了……

三

山簡和西晉王朝幾乎同步退場。

此後，中國又開始了近三百年的割據時代。

襄陽城再度成為史書中的熱點，鐵馬與樓船爭奪之地。

但在東晉南朝的襄陽，又有一抹奇異而柔媚的異域風情。

這是後世史家從未發覺的歷史角落，主要保存在宋人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里。

從襄陽順水而下，舟行一日，右岸會出現一條綠柳掩映下的江堤。

這裡是宜城縣，連天稻麥簇擁著一片樓台城邑，酒店、客舍、貨棧的各色招幌在桿頭迎風飄揚。

最讓人驚異的，是這裡有中亞相貌的女子，她們深目高鼻，長發多卷，口音有一種軟軟的腔調，以及中古漢語裡沒有的很輕快的連讀音；她們唱歌的曲調搖曳、激揚，和南中國慢節奏的柔婉民歌風格完全不同，同時愛跳起旋轉身軀、兩臂招搖的快節奏舞蹈。

「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

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這是南朝劉宋宗室劉誕的作品《襄陽樂》，劉誕曾擔任駐襄陽軍政長官。

這些艷麗驚人的居民是粟特人，操波斯語，信仰拜火教，當時被稱為「胡人」。

他們的家鄉在遙遠的中亞沙漠綠洲，點綴在古絲路上的明珠之城撒馬爾罕、布哈拉等。

西漢後期以來，粟特人是絲路上最成功的商人，他們的貿易路線東起中國，西至波斯、羅馬，同時向兩側的草原延伸出支線。

這些胡人為何出現在了漢江大堤上，史書沒有記載。

據《樂府詩集》引《十道志》，475年，劉宋朝廷批准這些胡人成立了一個半自治的「僑郡」——華山郡，其實只是大堤上的一個村落而已：

宋孝武大明元年，以胡人流寓者，立華山郡於（宜城縣）大堤村。

這郡名顯示，他們來自關中。

北方「十六國」政權中，有羯胡人石勒建立的後趙王朝，在4世紀，後趙崩潰戰亂（很多人都知道冉閔的「殺胡令」），而關中離屠殺慘烈的河北地區較遠，那裡的胡人可能沿「武關道」逃亡到襄陽，在宜城大堤上定居下來。

喪失了貫通大陸的絲路貿易，又喪失了自己曇花一現的中原王朝，這些粟特人在漢江大堤上經營起了酒館、旅店業（這兩者往往是一體的）。

繁忙的漢江水道帶來了充足的客商，南北舟船在大堤碼頭靠岸，落下帆檣，客人們在臨街的小樓或院落內卸下行裝，主人家端上酒菜，男主人便識相地消失了，只留下殷勤歌舞的女主人……

後世，從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到馬可·波羅，都記載過中亞服務業的這些風情。

劉禹錫有《堤上行》三首述彼時情景：「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檣堤上樓。

日暮行人爭渡急，槳聲幽軋滿中流。

」「江南江北望煙波，入夜行人相應歌。

《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

」「長堤繚繞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開。

日晚上簾招賈客，軻峨大艑落帆來。

」

到唐代，這些粟特居民已經逐漸本地化。

唐代詩人知道此地女子風流艷麗，一直有詩歌傳唱，但已不了解他們的中亞淵源，西來波斯文化已完全融入漢水之濱。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江漢民風本自嫵媚，而不同於北中國的保守持重，大堤女子們經常在月夜裡結伴遊玩，在江灣中游泳，或藏身在樹影后，窺視靠岸客舟中的旅客，忽然高唱一曲，舞蹈一回，引得舟中人驚異顧盼，以為笑樂。

便常有故事發生在灑滿月光的大堤上，對著客船燈影的花叢莎草間，如劉禹錫的《踏歌詞》四首中的兩首：「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

唱盡新詞看不見，紅霞影樹鷓鴣鳴。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

月落烏啼雲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