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永遠的榜樣》：偉人之間

李洪峰著《周恩來——永遠的榜樣》 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八章偉人之間

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鬥爭會造就偉大人物，使過去不可能發揮的才能發揮出來。

任何偉人的產生都不是孤立的，有他的時代條件，有他的社會背景，有他的群眾基礎，有他的組織依託。

而作為政治領袖，相互之間的友誼和合作是極端重要的。

艱苦卓絕、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偉大實踐，造就了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偉大人物。

縱觀毛澤東和周恩來一生的合作，一個精通理論，一個善於實踐；一個高瞻遠矚，一個寬容大度；一個意志如山，一個變通如神；一個博大精深，一個海納百川；一個格局宏大，一個氣質非凡；一個舉重若輕，一個舉輕若重。

兩個人半個世紀的合作，堪稱完美。

古今中外絕無僅有。

周恩來最離不開的是毛澤東，沒有毛澤東，周恩來不會成為今天的周恩來；毛澤東最離不開的也是周恩來，沒有周恩來，毛澤東也不會成為今天的毛澤東。

他們的境界和格局、能力和智慧、風格和氣質，相生相濟，和諧互補，造就了黨和國家領導力量中的控制機制和動力機制的有效結合，譜寫了中國政治史上的輝煌篇章。

列寧在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誼時，曾經講過，古老的傳說中有各種非常動人的友誼的故事。

歐洲無產階級可以說，它的科學是由兩位學者和戰士創造的，他們的關係超過了古人關於人類友誼的一切最動人的傳說。

列寧的這個評價，用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合作和友誼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周恩來同毛澤東的合作，堪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領袖之間合作的典範。

這是造就毛澤東和周恩來這樣的偉大人物的必要條件，也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範例。

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為了紀念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民族解放、民主運動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

這座頂天立地、正大莊嚴的歷史豐碑，碑身正面是毛澤東題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毛澤東的字，虎踞龍盤，雄風萬古；碑身背面是由毛澤東起草、周恩來書寫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周恩來的字，奇逸秀雋，渾然天成。

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字，主題一致，風格不同，綱舉目張，相得益彰，成為周恩來同毛澤東天造地設般和諧互補關係的最好象徵。

毛澤東年長周恩來5歲，兩人生於同一時代。

波瀾壯闊、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偉大實踐、博大精深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厚修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深造詣，造就了他們根本的共同點。

他們都是偉大的愛國者，深深地愛著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他們都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有著堅如磐石的鋼鐵信念；他們都是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政治上高瞻遠矚、遠見卓識，行動上腳踏實地、堅韌不拔；他們都是時代造就的偉大歷史巨人，懷抱救國家於危難、救人民於水火的厚重責任感和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崇高使命感，胸懷大如海，意志堅如山；等等。

蘇東坡說，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

任弼時說，諺云：世界無難事，只畏有心人。

有心之人，即立志之堅者也，志堅則不畏事之不成。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一個沒有受到獻身的熱情所鼓舞的人，永遠不會作出什麼偉大的事情來。

這些根本的共同點，是使他們走到一起、結合到一起的根本思想政治基礎和文化基礎。

但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生活環境、不同的革命經歷又使他們養成了不同的氣質和風格。

比如，毛澤東浪漫，周恩來實際；毛澤東質樸率真，周恩來文雅機敏；毛澤東大氣磅礴，周恩來細緻入微。

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幽默風趣，但毛澤東對中國古代哲學和歷史典故瞭然於心，常常信手拈來，俯拾即是，常用講笑話的方式說明問題；周恩來則對現實洞若觀火，他更喜歡擺事實講道理，條分縷析，邏輯嚴謹地闡明自己的見解。

毛澤東會一時興起斷然採取行動，而穩健的周恩來在採取行動之前卻總是深思熟慮、三溫四復。

周恩來和毛澤東雖然都是南方人，但南方人和南方人也是很不一樣的。

毛澤東出生於湖南韶山一個中等水平的農民家庭，少年時期的遊學生活使他很熟悉中國農村，又養成了特別重視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他深知農民的力量和土地的價值。

湖南人愛吃辣椒，毛澤東也不例外，他把吃辣椒當成一種挑戰，「不辣不革命」。

他從童年起就下地幫父親幹活，只能在家裡點著油燈斷斷續續讀一些書，後來才進入省會長沙的湖南第一師範。

以後他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

他一生酷愛讀書，手不釋卷，主要靠自學而成為自學成才的最高典範。

他一生只去過兩次蘇聯，再沒有離開過中國。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他的父親是舊官吏，自己是家中的長子。

他出生時，雖然家道已中落，但那樣的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是重視的。

周恩來由於家庭原因，少年時期就離家從南方到了北方，先後在瀋陽、天津讀過書，後來又到過日本、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在歐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因此，周恩來早年就受到外國的影響。

在總理任上，他又多次出訪，足跡遍布五大洲。

有人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不同性格比喻成「湖南辣椒」和「紹興黃酒」，是不無道理的。

從兩人的革命經歷來說，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來在黨內的名望高於毛澤東，在社會上也是一位影響更大的共產黨人。

但是，長期革命鬥爭實踐的「大浪淘沙」，使周恩來自覺而深刻地認識到，只有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當之無愧的領袖，只有他能使紅軍重整旗鼓、轉危為安，他對毛主席的雄才大略深信不疑，心甘情願以自己的才能輔佐毛澤東；而毛澤東則一生注重大處著眼，從來不屑於瑣碎事務，經過長期考驗，他也確信最複雜的問題只有交給周恩來才放心。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說：長征的另一發展，是毛澤東從周恩來身上找到最親密的同事以及未來的政府總理。

周恩來是個才華出眾，有非凡魅力的人物，本能地保持中間立場，以便把組織維繫在一起，而同時又聰明得很，從來不想當第一號人物，去和第一把手爭奪寶座。

他在中共中央當了48年政治局委員，這個打破了世界紀錄。

周恩來是世界上偉大的政府總理之一，對黨和黨的領袖赤膽忠心地工作。

費正清的認識是中肯的、符合實際的。

在我們黨內，毛澤東和周恩來，誰也離不開誰。

毛澤東最離不開的是周恩來，沒有周恩來，毛澤東不會成為今天的毛澤東。

周恩來最離不開的是毛澤東，沒有毛澤東，周恩來也不會成為今天的周恩來。

毛澤東對周恩來得心應手，周恩來對毛澤東心領神會。

他們之間雖然也有過波折、有過插曲，但這種肝膽相照、樸實真誠、和諧互補，堪稱完美的合作關係，從來沒有改變過，一直持續到他們相繼走完人生里程。

據黃火青回憶：長征中，打勝仗靠的是毛澤東的戰略方針路線，周恩來則是以驚人的毅力和忘我工作的精神，具體組織落實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保證了長征的勝利。

解放戰爭中，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事實上成為毛澤東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第一助手。

據張清化回憶：周副主席在軍事上是黨中央、毛主席完全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個非常傑出的軍事組織者和指揮者。

他運籌帷幄，出謀劃策，深得黨中央、毛主席的稱讚和全軍的擁戴。

周副主席常常比其他同志都睡得更晚，起得更早。

毛主席休息的時候，除了有特急電報，他總是不肯驚擾毛主席。

他自己經常是睡上兩三個小時，就會被秘書叫醒幾次。

前線發來的戰況報告，如有新出現的情況和地名，他為了使毛主席能集中精力考慮戰略決策，總是親自加上注釋，附上小圖，再送給毛主席閱示。

毛澤東的重大決策，很多是周恩來共同參與的。

從陝北轉戰到河北的西柏坡，周恩來一直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的身份，協助毛澤東指揮了全國各個戰場的解放戰爭和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周恩來曾說過，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毛澤東則說，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在兩個窯洞指揮了全國的戰爭。

鄧穎超說，恩來同志在陝北時實際上是總參謀長。

許多作戰方案，包括以後韓戰時期的作戰方案，都是他先擬好了送給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請示談好後，由他再來貫徹。

周恩來協助毛澤東指揮了解放戰爭的三大戰略決戰。

從1948年9月12日遼瀋戰役開始，至1949年1月31日平津戰役結束，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歷時4個月零19天，共殲滅國民黨軍154萬人，基本殲滅了國民黨的主要軍事力量，為奪取全國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毛澤東是指揮三大戰役的最高統帥。

周恩來以代總參謀長身份任第一助手。

許多重大決策是他們兩人之間首先醞釀的，許多指揮文電是他們兩人起草改定和簽發的。

三大戰役是黨中央集體領導的結晶，也是毛澤東、周恩來天作之合的結晶。

周恩來在外交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科學技術工作等方面決策中的獨特貢獻，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但在長時期的實踐中，周恩來深深地認識到，毛澤東總是比他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

······

1960年5月，毛澤東、周恩來一行視察長沙，工作之餘，到江邊散步。

遙望橘子洲頭，百舸爭流，萬帆競發，毛澤東逸興遄飛，口占一上聯：「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聯動靜相對，意境悠遠，三個斷句，兩處「頂真」，「洲」和「舟」又是諧音，應對難度極大。

毛澤東對身邊的周恩來說：「恩來，我一時江郎才盡，請你來個錦上添花如何？」周恩來才思敏捷，熟諳地理，了解長沙，竟於瞬間思得佳句：「天心閣，閣中鴿，鴿飛閣不飛。

」天心閣系長沙市內一景，與橘子洲相對。

既工整又流暢，整個對聯渾然一體，兩位偉人相對而笑。

毛澤東歷來主張實事求是，多謀善斷，他又總能在關鍵時刻，及時抓住關鍵性問題，果斷決策，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張。

在長期革命鬥爭中，事實一次又一次地證明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富有遠見的。

毛澤東在黨內的崇高威望，從根本上說源於實踐。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崇敬是發自內心的，來自於他對中國革命的深知深解，對毛澤東的深知深解。

1949年5月7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著重專門闡述並號召全國青年學習毛澤東。

他說：中國人民的大革命已經走向全國勝利，我們青年要加緊參加建設新中國的事業。

我們必須有一個大家共同承認的領袖，這樣的領袖能夠帶領我們前進。

30年革命運動的實踐使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就是毛澤東。

我們這次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的口號也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

我們決心舉著這面旗幟前進。

1945年9月，毛澤東為爭取抗戰後實現國內和平，親自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周恩來等的協助下，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鬥爭，終於簽署了《雙十協定》，毛澤東於10月11日乘飛機回延安。

毛澤東來重慶時，是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陪同的。

在毛澤東要返回前，赫爾利準備奉命回國，蔣介石又把張治中派去甘肅省當省主席。

周恩來得知這些情況後，立即去找赫爾利，一見面就嚴肅地對他說：「大使先生，你把我們的主席接出來了，你就必須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

你現在想走，這是不行的，你這個時候走，將失信於天下人！」接著他又去找張治中，情緒激動地對張治中說：「文白兄，你不能失信於天下人，你不把主席送回延安，我們堅決不答應！」後來，周恩來又去見蔣介石，態度堅決強硬地同他交涉，並機智地提出，請張治中親自護送毛主席回延安，然後再從延安乘飛機去蘭州。

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和政治影響不得不同意周恩來的要求。

就這樣，毛澤東在張治中的陪同下，安全返回延安。

在重慶談判的40多天裡，周恩來無時無刻不在牽掛著毛澤東的安全，對每一件細小的事情都作了周密的安排。

在延安上飛機前，周恩來派警衛人員登機檢查毛澤東的座位和安全帶。

上飛機後，他趁毛澤東向歡送的人們揮手告別的時候，又親自檢查了一遍。

並且還特別向隨行的警衛人員交代：「到重慶後，要機警，要細緻，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確保毛主席的安全，不能有任何一點疏忽。

」毛澤東去重慶談判的時候，戴了一頂淺灰色的太陽盔帽子。

這也是周恩來建議毛澤東戴的。

因為這頂帽子跟軍帽相比，與談判的氣氛比較和諧，表示出對和平的誠意。

同時又象徵著對革命先驅孫中山的一種敬意，孫中山先生就經常戴著這樣一頂太陽盔帽子。

到重慶後，周恩來和毛澤東曾在林森公館住了一夜。

林森是國民黨政府前主席。

一到那裡，周恩來就特別交代警衛人員仔細檢查住宅及其周圍的安全。

警衛人員檢查完畢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怕年輕人大意，不放心，自己又親自仔細檢查。

除主要地方外，連床上床下，枕頭被褥都看，在椅子上坐一坐，然後才讓毛澤東進去。

住下後，周恩來又叮囑警衛人員房間不要亮著燈一直工作到天明。

第二天，周恩來和毛澤東搬到了位於化龍橋紅岩村十三號的八路軍辦事處。

一切安排妥當後，他還要在毛澤東的床上坐一坐，看是不是搖晃，有沒有聲響。

紅岩村十三號是一幢不大的三層樓房，它位於重慶城郊嘉陵江畔的一個紅土坡上。

它的公開名稱是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人們簡稱為「八路軍辦事處」。

毛澤東住在這裡，離市區較遠，接見各界朋友不太方便。

張治中主動提出把他在市區曾家岩的公館「桂園」騰出來，給毛澤東使用。

在重慶期間，桂園就成為毛澤東在市內的辦公地點。

每天早上8點左右，毛澤東從紅岩村乘車到這裡辦公和會客。

下午6點左右再從桂園乘車回紅岩休息。

每次毛澤東外出，周恩來總是親自陪同，坐在一輛車裡。

在整個重慶談判的40多天中，周恩來白天協助毛澤東處理繁重的工作，晚上，他繼續召開會議，檢查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認真仔細地安排毛澤東的日程。

他對主席的關心愛護，比警衛人員做得還細緻，甚至連毛澤東喜歡吃紅燒肉和炒辣子都反覆交代。

毛澤東在重慶應酬很多，但他不能喝酒，一杯酒下肚，就滿臉通紅。

在宴會上，人們都爭著向他敬酒，周恩來怕他的健康受影響，總是替毛澤東喝光那一杯又一杯盛情難卻的酒。

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儘管談判緊張，社會活動頻繁，但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和照料下連一次小感冒都沒有患過，始終保持著良好的身體狀態和旺盛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