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兒八經地寫一部史書究竟要花多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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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修史既是一個政治任務，也是一個學術任務，有時它是個人情趣和愛好的體現，有時它又成了職責之內的固定工作。
一部二十四史，已經可以將任何一間擺得上檯面的書房裝飾、充實完畢了。
有些記載歷史的「筆記」、「小史」只不過區區幾十頁，大多數的正統史書，或是敘事記人相對完整、詳細的史書，沒個幾十萬字是根本停不下來的。
連一些稍微正規、詳實一些的野史，在篇幅上和正史相比是絲毫不落下風的。
在仰慕這些史學大家傑出成就的同時，我們一定也會產生這樣的好奇：完成一部史書，到底要花多少時間？
在歷朝歷代的史書中，《史記》和《漢書》是占據一個至高地位的，可謂是「帥哥裡面選男神」、「女神之列出天仙」。
《史記》作為「二十四史之首」，再加之太史公傳奇的人生經歷，其標誌性與開創性是無人可出其右的。
而《漢書》作為「前四史」之一，其地位名分也早已確定。
「讀《漢書》」在後代甚至成了一個典故性的措辭，如「石勒讀漢書」，就把後趙君主石勒讀《漢書》這件事，作為其採取民族融合政策的一個寫照。
我們就以《史書》和《漢書》為例，來看看修史的時間成本。
司馬遷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報任安書》，裡面有一句話叫作「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言下之意很清楚：我（指司馬遷）之所以身受宮刑，卻還強忍恥辱、苟且偷生，是唯恐一旦我死了我的文采就不能被後世知曉、不能在後世流傳了。
出於這句話，不少後人望文生義，認為這句話裡面的「文采」指的就是《史記》，於是便推斷司馬遷是在因為為李陵說情而遭受懲罰後才開始正式著手進行《史記》的創作的，進而又下了這樣的結論，在司馬遷人生的前半段，他飽讀各類書籍，遊歷各地，為他日後撰寫《史記》進行了知識儲備和前期準備。
這樣的說法帶有強烈的主觀推斷成分。
其實，在《史記》里的《太史公自序》中，為我們提供了揭開《史記》創作時間之謎的蛛絲馬跡。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提到，父親司馬談臨終前，囑咐自己要寫一部「論著列代之史」，對之前各國歷代的歷史進行記載。
司馬談去世三年後，司馬遷擔任太史令，由此能夠接觸皇宮中的珍貴史料。
司馬遷擔任太史令五年後，是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正是孔子完成《春秋》的五百周年紀念日，司馬遷「於是論次其文」。
可以說，這是司馬遷正式開始進行《史記》的編修工作的開端。
而司馬遷因李陵事件而遭受刑罰是發生在天漢二年，即公元前99年。
如果根據《報任安書》中所得出的結論，那無疑把司馬遷寫《史記》的時間往後至少推遲了五年。
又根據清代史學大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的觀點，司馬遷剛剛擔任太史令時，是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從那時起司馬遷實則已經開始了修史工作。
從公元前109年到公元前99年，司馬遷在遭受宮刑前，已經用了十年時間進行《史記》的創作。
根據《報任安書》的說辭，司馬遷是在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初步完成《史記》的創作的。
我們以《廿二史劄記》中的說法為準，從公元前109到公元前91年，司馬遷完成《史記》，花了十八年的時間。
在這之後，司馬遷很有可能還對《史記》進行過修改。
所以我們這樣說，司馬遷寫《史記》，至少花了十八年時間，極有可能超過二十年。
《太史公自序》中的那句「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指的是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記載事情的起始年份，不是司馬遷寫《史記》的起始年份。
看完了《史記》，再來看《漢書》。
根據《後漢書.班固傳》的記載，班固的父親班彪首先進行了續寫《史記》的工作。
班彪去世時，這部分的內容還沒有完全寫完。
班固於是子承父業，繼續進行撰寫。
就在這時，事情出了岔子，有人向漢明帝舉報，給班固參了個「私修國史」的罪名。
畢竟，班氏父子修史沒有取得官方的認證。
這種事情，要是皇帝上綱上線，那還真不好辦，歷朝歷代因為修史而惹出的是非數不勝數。
漢明帝將班固手中的書冊拿來一看，非但沒有怪罪，反倒看完後覺得班固寫得好，就讓班固繼續寫下去。
終於，班固的《漢書》記載了從漢高祖起，至王莽之亂被平息共二百三十年的歷史。
漢明帝在永平年間下詔准許班固修史，班固直到建初年間才初步完成，這其中，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時間。
不過，事情還沒完。
班固去世的時候，還有《天文志》和八篇表的內容沒有完成。
漢和帝下詔讓班固的妹妹班昭在東觀的藏書閣繼續進行編纂。
在之後的過程中，馬融和馬融的兄長馬續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從班彪開始續寫《史記》算起，直到班昭接過班固留下的攤子，這之中經歷的年月，有三四十年。
以地動儀而聞名天下的張衡，曾經專門上奏，指出《漢書》中所記與典籍中記載事情不符合的十幾個地方。
到了東漢末年，盧植、楊彪、蔡邕、馬日磾、韓說等人又在東觀對《漢書》進行校對，對《漢書》進行補寫和修改。
難怪後人據此感慨：書亦尚有未盡善者，益信著書之難也。
從《史記》和《漢書》的時間成本來看，編纂史書，不是一項可以一蹴而就、急功近利的任務，其中付出的執著堅毅、辛酸苦楚，與其流傳後世所獲得的尊崇與讚譽，是完全成正比關係的。
在「二十四史」中，李延壽修《南史》、《北史》，總共用了十七年，歐陽修、宋祁修《新唐書》所花時間也是十七年。
此外，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總共用了十九年。
而元朝修遼、金、宋三朝的史書不超過三年，明朝設館修《元史》，總共兩次，前後居然不過一年。
後人據此感慨：難怪《元史》和《宋史》、》遼史》、《金史》「草率荒謬，為史家最劣也」！
在人們對速度、時效的追求日復一日、屢攀高峰的今日，對「慢」進行全面、辯證的思考，更是有著獨特的意義。
正是： 高士執筆敘通史，
屋下青苔歷寒愁。
經師領誦太學院，
史官浩雪少年頭。
喜歡歷史的朋友你們知道《史記》的偉大嗎？
研究中國古代史，必讀《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中，《史記》居於首位，《漢書》次之，這兩部史書集中代表了漢代史學的最高水平。 《史記》的作者是西漢時期的司馬遷，字子長，是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