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是如何當上我黨總書記的？被捕後泄露了哪些機密？

1928年7月，中共召開六屆一中全會，向忠發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共領袖。

1931年6月22日被國民黨特務逮捕，6月24日被國民政府槍殺於上海，終年51歲。

向忠發被抓後，叛變了。

那麼，他是如何當上中共領袖的？他向國民黨泄露了哪些秘密？

向忠發成為中共高層後，實際地位仍舊是最低的

向忠發，1880年生於上海，出身貧寒，小學五年輟學。

隨父母遷回湖北原籍，14歲入漢陽兵工廠學徒，16歲轉入漢陽造幣廠學徒。

工廠倒閉後去江西一家大戶做傭人，3年後因受東家賞識介紹進入輪船公司，僅4個月即升任二副，兩年後再升大副。

以後幾經波折，在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漢治萍公司屬下的輪船上做事，並日漸因其識字較多，活動能力較強和熱心助人而被吸收參加當時的漢治萍工會工作。

幾年之後，即1921年，他已經成為擁有上千名會員的漢治萍工會的副委員長。

次年，中共黨員許白昊發展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上，有四名黨員是從早年土生土長的工人運動領袖中發展而來的。

他們就是鄧培、向忠發、王荷波和蘇兆征。

鄧培是1921年入的黨，向忠發和王荷波晚鄧培一年，而蘇兆征更晚他們3年，是1925年入的黨。

但就黨內地位而言，向忠發和蘇兆征最初遠不如王荷波和鄧培。

王荷波和鄧培是最早成為中央委員的，在中共三大與四大時，他們先後被選為中央執行或候補執行委員。

他們在中共的工會工作中，也曾占據著相當突出的地位。

直到1925年省港大罷工時，蘇兆徵才開始成為中共工運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而向忠發則只是在武漢地區成為革命中心之後，才開始引人注目。

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時，即1927年 4月底至5月初，由於鄧培在廣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監察委員，蘇兆征和向忠發才取代鄧培和王荷波而異軍突起，同時當選中央委員，開始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

說向忠發在黨內嶄露頭角很大程度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漢的結果，並不等於說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領袖這塊金字招牌，誰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

向忠發這時的崛起，靠的還是其不同尋常的突出表現。

當國民政府的北伐軍剛剛攻克岳陽，湖北區執委機關為準備北伐軍進攻武漢，一度移往武昌，漢口只剩下向忠發、許白昊等4人。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由於北伐軍將至，漢口的工人運動驟然高漲，作為漢口當時共產黨和工會系統的最高負責人，他與許白昊等全力以赴，廢寢忘食，成功地領導了漢口此起彼伏的罷工鬥爭，很快成立了湖北省總工會，把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迅速統一了起來，支援了北伐軍的戰爭。

在總工會成立之後，27天裡武漢三鎮的工會從最初的13個猛增到270個之多，有組織的工人迅速達到數十萬。

加上具有執法隊性質的幾千工人糾察隊的組成，湖北總工會一時間叱吒風雲，呼風喚雨，成了武漢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作為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自然也功不可沒。

隨著中共中央和國民政府均移到武漢，向忠發作為令人矚目的工人運動領袖而入選中共中央，可以說也是情理中之事。

向忠發雖然在中共五大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但他畢竟仍舊是一省工會系統負責人，不僅離中共中央甚遠，而且連中共湖北省委的領導工作也很少能夠涉足。

向忠發的突然得勢，顯然得益於共產國際1927年7月14日一紙電令。

該電令稱：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已經由於其對國民黨的種種妥協政策而表現出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中共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與黨的領導的種種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改造中共中央。

而這種改造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使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以及在內戰時長成的黨員，在黨的中央內取得決定的影響」。

機會主義錯誤是怎樣產生的？按照共產國際的邏輯，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認定，這是由於「黨的指導機關里極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

根據這樣一種認識和共產國際的明確要求，「八七」會議當然要設法「將幾個工人加入指導機關」。

而黨內現成的「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還能有誰呢？那只有三個人，這就是蘇兆征、向忠發、王荷波。

結果，經過投票，蘇兆征、向忠發均以僅有的兩個全票（20票）當選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王荷波則以多數票（17票）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

當然，「八七」會議並不能使向忠發一步登天。

在中共高層領導人內部，多數人對向忠發遠不如對蘇兆征和王荷波熟悉。

加上向忠發事實上不能參加武漢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並沒有特別重視向忠發的作用問題。

因此，向忠發的政治局委員這時其實也只是名義上的。

他不僅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在武漢（從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開過的20多次常委會議和四次政治局會議，而且自國共關係破裂以後幾乎就沒有接到過具體的任務。

由此可知，向忠發這時在黨內的實際地位仍舊是最低的。

向忠發是如何成為中共領袖的？

向忠發一方面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方面卻又得不到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重視，這自然又要讓向忠發心存某種程度的不快。

他當然知道共產國際主張發揮他這種工人領袖的領導作用，但自己為什麼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開始懷疑，黨的領導機關的改造遠沒有達到共產國際的要求，黨的領導層知識分子仍舊占據著支配地位。

共產國際幾乎同向忠發一樣，不那麼滿意「八七」會議的改造結果。

這種情況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幾乎只是舊中央的翻版。

新中央實際上的總書記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並且是陳獨秀中央時的重要成員；另一位常委李維漢與瞿秋白一樣，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部在長沙發動反共事變之後甚至阻止過農民對長沙的反攻，這件事更讓共產國際感到不滿。

常委中雖然也充實了一位工人領袖，但又是眾所周知在退出武漢政府問題上表現軟弱的蘇兆征，這當然不符合共產國際理想中的工人領袖標準。

因此，進一步選拔合適的工人領袖擔任中共中央領導責任，並且大規模地充實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來，不能不成為共產國際這一時期反覆強調的問題。

只是，連共產國際領導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適的工人領袖來擔任中共中央的領導責任，還不那麼容易。

機會終於送到向忠發手上來了。

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

當時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從蘇聯在上海領事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組織一個工農代表團秘密前往蘇聯參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慶祝活動。

這時，南昌暴動剛剛失敗，相當一批中共中央領導成員還在廣東、香港不能回來，瞿秋白、蘇兆征以及李維漢等又正在從武漢前來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無法離開，加上各地工作同樣極其緊張，難有合適的中央一級人選抽調，讓剛來上海不久的工人領袖、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充當這個工農代表團的領導人，當然是再合適沒有了。

因此，共產國際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發為此進行必要的準備，以便趕在10月中旬由上海組團出發。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達上海，向忠發向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通報了此一情況，並商定了代表團的基本構成。

李維漢同時表示向忠發可以以中央委員身份作中共駐國際代表，負責轉達雙方的有關信息。

10月15日，向忠發與湖北省工委負責人李震瀛一道，帶2個武漢工人和5個上海工人乘蘇輪安迪吉號由上海前往蘇聯海參崴，然後再乘火車赴莫斯科。

11月初，代表團達到莫斯科，受到熱烈歡迎。

向忠發10月革命節當天又是參加莫斯科紅場的慶祝活動，又是在電台發表廣播講話。

之後接連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東方民族兄弟大會、國際蘇聯兄弟大會，在德國和比利時舉行的反帝同盟擴大會議和反對中國白色恐怖委員會會議等，以中國工人運動領袖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名義到處作報告，當委員，可謂風頭出盡。

而向忠發的報告，包括他在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狀況的報告，確實也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留下了較好的印象。

共產國際東方部很快就樂於讓向忠發參加處理一切有關中國的具體事務問題。

而向忠發也確在處理一些連共產國際東方部都感到棘手的問題上，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果斷與魄力。

共產國際印象最深的顯然是這時向忠發處理莫斯科東方大學軍事班中國學生的學潮問題。

此一風潮發生於1928年1月間，100多名中國學生結隊在共產國際辦公大樓前示威，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勸說無效，不得不請向忠發出面解決。

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來，並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

此事的最後解決，基本上是按照向忠發的提議辦的。

這不僅迅速奠定了向忠發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發乘機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種慾望。

1928年1月，向忠發被共產國際從休養地召回莫斯科，準備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產國際九次執委擴大全會。

他同時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會議的各項決議和羅明那茲在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的消息。

這立即給了向忠發發難的理由。

2月上旬，九次執委擴大全會期間組織了關於中國問題的小委員會，史達林、布哈林與向忠發、李震瀛等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向忠發敏感地意識到他的機會來了。

當然，向忠發很聰明，他並不指望能夠在中國問題委員會的會議上當著中國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發難，而是接連寫了兩封信給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領導人。

3月下旬，共產國際作出決定，不惜冒極大風險、花大量金錢，組織大批工人作為100至110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來，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徹底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

此舉意味著，共產國際對於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經有了相當的信心。

這種信心從何而來？考慮到此前共產國際始終未能確定此會的召開地點和時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顯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統治地位的情況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為共產國際這時終於選中了具有中國工人領袖「金字招牌」的向忠發，決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地位上來。

毫無疑問，即使對於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來說，這也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政治步驟和組織步驟。

通過外力的作用把一個在中國黨內並不十分出眾的工人，推到最高領袖的地位上來。

向忠發是工人出身，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確實較其他共產國際所了解的中國工人領袖更有組織和指揮能力，這在史達林等人看來，多半也就足夠了。

至於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響綜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

因為凡是大的問題，都有莫斯科在指導把關呢。

向忠發事前並沒有想到他會如此輕易地一步登天。

還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開幕之前三天，這位未來的總書記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談話會上，第一次發言就講了幾句顯然不符合其未來身份的自謙的話。

中共六大上，由共產國際審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農分子即占50人，知識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來後來憤憤不平地稱這次的代表中其實是「暴徒一大堆」。

在6月17日分發的由共產國際審定的會議日程安排上，可以說已經初露端倪了。

根據這一日程安排，向忠發被明確指定為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主持人。

雖然僅僅通過這一通常更具榮譽性質的會議職務，人們一時很難看出向忠發將來在黨內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10日，即大會閉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產國際的意圖了。

因為，共產國際代表米夫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員候選名單，在這個36人的名單里，工人就占到了22個，而且，向忠發的名字頭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

在隨後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上，中央委員們已經不再需要共產國際代表的提示了，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推舉向忠發擔任會議主席。

緊接著，向忠發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正式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總書記。

當上總書記的向忠發揮霍無度

共產國際幾次電報，中共中央卻仍舊頑強地堅持自己的意見，這迫使共產國際下決心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貫徹國際指示。

1930年8月19日，周恩來先行回到上海，並於22日向政治局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

由於周、瞿回國之際，共產國際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兩次會議記錄。

中共中央領導人這時對冒犯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的嚴重後果，還缺乏深刻的了解。

直至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向忠發的領導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職務，均無任何改變，因此，中共中央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所以，當遠東局說明共產國際決定調李立三去莫斯科時，向忠發仍舊敢於表示反對，「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調立三同志去」，直到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堅持，向忠發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國際應讓李立三在兩個月後即趕回國內。

11月中旬以後，情況全然改變了。

先是陳紹禹等留蘇學生預先得到俄國人大發雷霆的消息，開始公開反對李立三，要求撤銷他們因批評李立三的主張而受到的處分。

對此，作為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竟還蒙在鼓裡，以至於他還敢在11月17日的宣傳工作人員會議上借著批評留蘇學生沈澤民，把陳紹禹等痛罵了一頓。

但當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產國際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

這封信根據從遠東局得到的關於李立三反對共產國際的有關報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兩次會議記錄，斷言李立三和其他幾個政治局同志已經形成了一條與共產國際對立的反列寧主義的政治路線。

這種情況使向忠發極為尷尬。

在11月18日的會議上，向忠發心情沉重地宣讀了共產國際的來信。

在22日與團中央舉行的聯席會議上，他被迫開始承認自己負有主要責任。

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過去那點打抱不平的勁兒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他甚至開始畏畏縮縮地想把自己摘個乾淨，說什麼：「我缺乏理論，過去對立三錯誤不能說服他，不能與他爭辨」，加上「我不能寫，沒有幫手，使我自己覺得立三不對也不能反抗，這是我過去的責任—助長『立三路線』」。

當然，他這時還不了解陳紹禹等留蘇學生背後有蘇聯的大手在撐腰，因此還是咬著牙不收回過去對陳紹禹等人的處分決定，並且不能容忍陳紹禹等人對中央的態度，堅持要「與之鬥爭」。

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來到上海，並與向忠發談過話之後，向忠發徹底老實了。

他甚至提出辭職，沒有得到任何人的贊同，瞿秋白第一個反對，肯定向忠發自六大以來領導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

雖然向忠發仗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總書記的位置，但反覆公開地承認錯誤並把自己說得幾乎一無是處，結果使他明顯不再象過去那樣爭強好勝了。

他開始把寶押在陳紹禹的身上，極力想讓剛剛當上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陳紹禹進入政治局常委，來幫助把關。

因為他這次政治上的嚴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再不能象過去那樣呈英雄了，他幾次提出需要有個「幫手」。

而這個幫手最好就是陳紹禹。

其實他早就知道，陳紹禹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幹將。

但過去他過於自信，竟沒有把陳紹禹放在眼裡。

如今他翻然悔悟。

雖然米夫和遠東局最初並不同意讓陳紹禹迅速進入常委工作，但他還是每每必定拉上陳紹禹來開會，並且一反過去那股從不服輸的勁頭兒，即使是陳紹禹當面頂撞他，他也儘量不動肝火，好長一段時間裡，每逢開會，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過，四中全會以後，向忠發還是做過兩件對中共歷史有重要影響的決定。

第一件是不讓張國燾到江西蘇區去擔任蘇區中央局的書記。

再一件事是讓毛澤東來做即將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主席。

向忠發的這一提議，很明顯為毛澤東以後在政治上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

但是，向忠發在中共黨內的作用，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也就到此為止了。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後，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全黨的工作重點已經開始轉到蘇區、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上去了，大批的幹部和工人黨員被先後送到各個紅軍根據地去，向忠發原來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別是工人運動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

更有甚者，四中全會的召開由於違反了黨的幾大工會系統黨團幹部的意願，因而引起了強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為代表的25名重要幹部在開會反對四中全會時，被人告密全部犧牲，接著又是以羅章龍為代表的一批工會幹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禮。

結果，包括上海在內的諸多城市工作及工會工作嚴重受損，從此幾乎一蹶不振。

面對這種情況，向忠發再也鼓不起過去那種急於想成就一番大事業的雄心了。

他的總書記固然並非完全虛置，但他可以考慮和可以用心去籌劃的工作畢竟越來越少了。

理論上有陳紹禹等一大批留蘇學生，實際工作上有周恩來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遠東局代表匯報一次工作，參加一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或常委會議，聽幾個報告，發兩次言而已。

漸漸地，向忠發越來越消沉了。

他一面因看不上陳紹禹不可一世的樣子，動不動就和陳大吵，使得遠東局一度為兩人的關係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顧總書記形象，用黨的經費，住洋房，養小老婆，雙棲雙宿，不僅弄得負責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來等人好一段神經緊張，而且搞得部分領導人對此議論紛紛。

因此，周的評價是，向忠發這時「墮落」了。

其實，這期間「墮落」的又何止一個向忠發。

據周恩來回憶，根據莫斯科意圖改造後產生的六大中央委員總共有36個，其中工人占了22個，而這22個工人委員中，除了向忠發於1931年6月22日被捕變節以外，相繼投降了國民黨的就有14個，占整個中央委員三分之一還多。

這也就難怪，當向忠發被捕並被殺後，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盧福坦明確表示想要接替向忠發做總書記，卻不被共產國際所考慮。

繼向忠發之後，共產國際寧肯找一些自己信得過的，即使是毫無經驗的留蘇學生來維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來做中共領袖的事了。

向忠發被捕後泄露了什麼機密？

1931年4月下旬，原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特科負責人之一的顧順章，從上海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根據地後，取道武漢回上海，途中落入國民黨武漢警察局局長蔡孟堅手中，隨即叛變，供出了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的住處及中央秘書處、特科機關所在地。

當時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得到這份情報後，立即趕往上海報告周恩來，中共中央機關得以迅速轉移。

顧順章急於向敵人邀功，想法設法要把中共領導人向忠發、周恩來等抓到。

他對抓捕向忠發頗有信心，因為他了解向的習性和行蹤路線。

當時，向忠發在上海裝扮成一個有錢的古董商人，與楊秀貞在法租界善鍾路附近的一幢三層樓房裡以夫妻身份同居。

楊是經顧順章的撮合才與向在一起的。

在得知顧順章叛變後，中共中央馬上通知向忠發搬了家，接著又決定讓他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去。

但向捨不得楊秀貞遲遲不願離滬，提出離滬前無論如何要見楊秀貞一面。

就在這時，顧順章覓到了向忠發的蹤跡。

根據顧順章密報的線索（向忠發左手一指半截的特徵，年輕時為了戒嫖，將左手指砍去一個）。

國民黨松滬警備司令楊虎在向忠發去告別楊秀貞必經的「探勒」汽車行設下埋伏，於6月22日上午9點將向抓捕。

向忠發在被捕後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

警備司令熊式輝立即電告正在廬山的蔣介石。

由於向忠發已供不出別的中共秘密機關，蔣介石下令將其就地槍決。

這樣，向忠發在被捕後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場。

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饒他一命，但無情的子彈還是奪走了他的生命。

楊秀貞並非中共黨員，雖說她知道向忠發的政治身份，受審訊時一開始並不承認向忠發是中共黨員。

也是向忠發出面對質。

所以，後來周恩來曾這樣說及：「他（向忠發）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當時特務們問她知道不知道向忠發的身份。

她搖頭說不知道，特務們又動刑問她知道不知道。

她還是說不知道。

最後她終於說知道了，而其過程卻是如此的讓人憤惱。

竟然是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先叛變了，然後走到楊秀貞的那裡對著中統特務們依然說道：交代了吧，他們都知道了。

向忠發向敵人泄露了哪些我黨的機密呢？向忠發供詞包括「自述」和「供白」兩大部分。

其「供白」共10項內容，涉及中共大量機密。

此10項內容摘錄如下：

一、國際——國際共黨駐滬東方部負責人，前為俄人米夫，現已回國，刻由一波蘭人負責，但自稱是比國人，聞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國——中國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周恩來、陳紹禹、陳郁(已去莫斯科)、盧福坦(即老山東)、徐錫根(去鄂西赤區)、項英(去贛赤區)

候補委員：王克全、羅敦賢、張國燾(在赤區)、關向應、顧順章

職務：

總書記——向忠發

宣傳——張聞天

組織——朱森

軍委——李福春

三、特務委員會

從前是我和周恩來、顧順章，但自顧順章被捕後，經人報告，業已自首，遂施行改組。

前由顧順章負專責，現改為廖成雲負責。

其組織如下：

1.廖成雲總負責(前江蘇省委)

2.趙雲 (第三科——紅隊)

3.潘漢年 (第二科——偵探)

4.楊森 (第一科——社會及各種技術)

5.陳壽昌 (第四科——交通)

四、蘇區負責者：

1.蘇區中央政治分局 項英

2.鄂西分局 夏曦

3.鄂豫皖分局 張國燾

4.閩粵分局 鄧發

五、李立三已經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層負責者：

我因為近來同周恩來不合作，下層的組織及負責人的情況多不知道，現在所能說出的僅限於各地上層負責者……

七、各地實際情形：

1.以江蘇省委較有力量，上海為最，但亦極為薄弱。

人數(黨員)除赤區外，約有20000黨員，內中大部分掛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內。

2.成分：工人占10%，農民占60%，智識分子占30%。

3.上海方面：黨員580人，青年團員276人，工會黨員470人，月繳會費共計270餘枚銅元，由此亦可見力量之薄弱了。

八、軍事——從前經中央局決定共7軍：

第一軍 毛澤東 朱德

第三軍 彭德懷 黃公略，總稱一、三集團軍

第二軍 賀龍

第四軍 鄺繼勛(鄂豫皖)

第五軍 毛澤東(一部分，力量很小)

第六軍 周郡

第七軍 李明瑞

總計赤軍人數12萬餘人，槍枝70000餘。

九、共黨經濟來源：

(甲)國際供給者：國際幫助中國共黨每月15000元美金……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裡，我不知其詳。

但是從前中央總行動委員會時，由我來支配經濟，所以我知道得很詳細……

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發金鋪子的同志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有時因國際的關係一時中斷，款子不能來，亦有的因赤區的接濟沒有到，因此就時常採用綁票和搶掠的方法，這種工作主要是由特務第三科紅隊負實幹的。

十、附記：

1.喻澤時——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負責人，於前星期內被公安局捕獲，共有7人，聞現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機關很多，經過此次破壞，各處機關均遷移，因此我也受了國際的嚴重警告。

3.婦女部——周秀珠住閘北鄧托路口同春里72號。

4.青年團總書記秦邦憲，住古拔路橫路3號，開會地點在西摩路。

5.國際接頭處及領款機關在憶定盤路。

6.共黨現有幹部全國不過200人，在莫斯科者亦不過200人，人才極感缺乏。

(《前偽共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的自供》，《轉變》1933年10國民黨內部版。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台北漢京文化1988年版)

向忠發還供出了公共租界戈登路恆吉里1141號中共中央機要處。

駐守該機關的是張紀恩(黃寄慈)、張越霞夫婦。

因向忠發的出賣，23日晨1時該機關被搜查破壞。

張紀恩聽到敲門聲，知道事情不妙，忙發出警號——把灶間窗台上的淘米籮取下。

開門之後，湧入大批身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

張紀恩用事先編好的口供應付著。

但巡警在樓上查出了一份王明的手稿和一份共產國際文件，張紀恩夫婦遂被銬在一起，押往江寧路巡捕房。

在獄中，張紀恩和張越霞未暴露政治身份，半年後張越霞與陳琮英同時出獄。

張紀恩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獲刑5年，轉押漕河涇江蘇第二監獄。

後經堂兄、浦江籍知名畫家張書努力保釋提前出獄。

張紀恩夫婦入獄期間，他們唯一的女兒失蹤，一直下落不明。

鄧穎超也因恆吉里機關被破壞而遭遇危險。

鄧穎超晚年回憶說：「我(22日)上午曾到該處，約定晚上到那裡吃晚飯。

在我沒有去以前，雖已得到向忠發叛變的確信，但還不知他去過這個機關。

因此下午4點多，我仍按約定去吃晚飯，到該屋的後門附近，看到在亭子間窗戶放的花盆不見了(這是我們規定的警報信號)，我沒有再前進，立刻轉移到另一同志家。

這時，秘書長餘澤鴻正在焦急地找我和恩來，通知這個消息。

」(鄧穎超《關於向忠發叛變的問題》，《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破壞了中共中央機要處後，向忠發又帶人對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處進行搜查。

向忠發雖剛剛在此住過，但說不出具體地方，他只有一把開門的鑰匙。

23日晨1時向忠發終於帶人找到這個住處。

萬幸周恩來夫婦已轉移到都城飯店而免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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