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羅斯福：兩個陣營從未謀面的朋友(2)

(本文選自《中共黨史拐點中的人物與事件》，李海文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版)

兩個陣營中的朋友

毛澤東和羅斯福從未見過面，但是羅斯福對中國的政策曾對中共的歷史發生過影響。

曾任總統衛隊副總指揮的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到過延安。

當時他的身份是美國海軍觀察員(實際是情報官)。

卡爾遜在《中國的雙星》一書記述了他和毛澤東談話的情景：

「我們一直談到深夜，從戰爭說到歐洲、美國的政局，歷史上政治思想的演變，宗教對社會的影響和建立一個有效國際組織的各種條件，他是理想家，同時又有很切合實際的想法。

「他對我說：『只要我們的人民能經受住困難，決心堅持抗戰，中國是打不敗的。

領導人應該取信於民，為他們指出光明前途，只有這樣，人民才會有堅強的意志。

為了創造這些先決條件，我們要求領導人做到艱苦樸素，辦事公正，關心人民疾苦。

只有發揚民主，教育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才能實現美好的未來。

我們認為合作社是經濟生活的基礎。

共產主義不可能一下子來到，它需要幾十年的發展過程；首先要有充分的民主，然後再經過一段社會主義過渡時期。

「他又說：『中國好像一隻大水桶，而日本人卻妄想用一瓢水就把它灌滿。

他們占領這一片，我們就轉移到那一片，他們如果跟蹤而來，我們又轉回去了。

日本沒有足夠的兵力占領全中國，只要人民堅持抗戰，日本無法用政治手段來控制中國。

』」（《在中國的六個美國人》，第201—202頁，新華出版社，1985年。

）

卡爾遜到華北前線考察後，又寫出《中國兵》軍事著作，用大量的事實有力地說明了八路軍為什麼具有強大的戰鬥力，使外界及時了解中國的實情。

1937年他回到美國，面向羅斯福介紹了中國情況，特別是邊區和毛澤東的情況，使羅斯福對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對毛澤東有了正確的了解和認識。

卡爾遜為了寫作自由，如實記述他在解放區的見聞和毛澤東的談話，放棄即將得到的退休金，辭去軍職。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又回到部隊指揮海軍陸戰隊第二飛行突擊營，參加瓜達卡納爾島戰役。

他運用從八路軍那裡學到的游擊戰術，贏得太平洋戰爭的第一次勝利。

卡爾遜的成功，使羅斯福對八路軍的游擊戰術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毛澤東當時領導的外交工作卓有成效，這同當時世界格局有關，即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的崛起打破了世界的均衡。

近百年來，中國是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中國、荷蘭、葡萄牙、比利時九國於1922年在華盛頓簽訂了九國公約。

公約規定了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在華勢力的大小。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打破了這種均衡，破壞了美國「門戶開放」的政策。

日本要獨占中國，必然同其他的帝國主義發生衝突，特別是同日益強大的美國在華利益發生衝突。

所以美國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主張儘早停止內戰，共同對外。

特別是美國的有識之士看到，日本既可北進蘇聯，也可南下印支半島，還可以東進發動太平洋戰爭。

雖然羅斯福對日本也有過動搖，但是從總體來講是希望中國能拖住日本。

而要拖住日本，第一蔣介石要堅持抗日，第二蔣介石不能反共發動內戰。

因此他希望中國是統一的、團結的。

毛澤東針對世界形勢的變化提出我黨的外交方針：「雖然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進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於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採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

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

」「我們根本方針，是在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儘可能地利用外援。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64—76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

毛澤東看到由於德國法西斯占領歐洲，歐洲自顧不暇，美國在華作用已超過其他國家，最能影響蔣介石的政策。

在重慶的周恩來很注意對美國的工作，並同美國駐華外交官戴維斯、謝偉思等人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1940年末斯特朗到了重慶，周恩來告訴她自從1939年以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事衝突已達兩年之久，而外界對此一無所聞，斯特朗要求報導。

周恩來請她先保持緘默，未經同意，千萬不要對外報導。

1941年1月當斯特朗飛回美國，這時發生了皖南事變，周恩來派人去信通知她：「現在可以發表你所了解的情況了。

」通過斯特朗的報導，使外界知道皖南事變不是偶然的，多年來國民黨背信棄義，挑起若干武裝衝突，暗算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的真相。

皖南事變的真相通過斯特朗、斯諾等西方記者迅速地在美國大白於天下，引起輿論大嘩。

2月8日羅斯福致函蔣介石，希望國共繼續合作。

他還不放心，又派代表居里到重慶。

居里會見周恩來，這是美國高級官員第一次會見中共領導人。

居里向周恩來表示美國贊成中國統一反對日本，不願內戰擴大，主張政府改革，並詢問蔣介石有無投降傾向、皖南事變真相、中共目前民主主張和各項政策等內容，周恩來一一回答，給了居里一些揭露蔣介石的材料，並指出：蔣介石不改變反共政策，將引起國內戰爭，使抗戰熄火，給日本造成南進的機會。

因而，居里見到蔣介石後，就聲明：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問題不可能有何進展。

同時，蘇聯政府也停止了對蔣介石的援助。

在蘇、美、英的壓力之下，蔣介石既不敢投降，也不敢放手內戰。

1941年12月8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參戰。

當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世界形勢及我黨的政策。

9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

《宣言》指出：「這一太平洋戰爭，是日本法西斯為了侵略美國英國及其他各國而發動的非正義的掠奪的戰爭，而在美國英國及其他各國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則是為了保衛獨立自由與民主的正義的解放的戰爭。

」「全世界一切國家一切民族劃分為舉行侵略戰爭的法西斯陣線與舉行解放戰爭的反法西斯陣線，已經最後明朗化了，」「中國與英美及其他抗日諸友締造軍事同盟，實行配合作戰。

」

羅斯福迅速做出反應，1942年1月1日，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波蘭等26個國家發表宣言，宣言表示共同對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確立了自由、獨立、人權、正義的原則。

3日，美國宣布反軸心國的第一最高區域統帥部及西南太平洋區之統帥部已組成，蔣介石任中國戰區(包括泰國、越南等)陸空軍最高統帥。

羅斯福又派長期在中國工作的史迪威擔任中國戰區的總參謀長、駐華美國司令，並讓史迪威任美國援華物資和滇緬公路的監理人。

2月24日，羅斯福在白宮召見斯諾，談了一個小時的遠東主題。

羅斯福知道蔣介石政權缺少人民一致的熱情和支持。

他真誠地希望美國的援助能有助於促進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進步。

他問斯諾，除了對中國政府以外，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來援助中國人民？由於斯諾和路易•艾黎曾一起辦「工合」，他向羅斯福介紹：除了紅十字會外，「工合」是唯一在國統區和共產黨地區都能進行活動的戰時組織。

他還說：如果在戰爭時期能夠在中國開展一個強大的合作化運動，它最有希望開闢一條新路，以代替國民黨一黨統治避免重開內戰。

羅斯福很關注如何在經濟上支援游擊戰根據地的建設，他說下次給蔣介石寫信時會表示他個人對中國工業合作社很感興趣，並要求得到一份關於它們進展的報告。

1943年12月美、英、中三國首腦在開羅舉行會議，商討聯合對日作戰計劃。

羅斯福當面告訴蔣介石夫婦：「你們必須設法和共產黨合作，美國不準備捲入中國的任何內戰，我們希望中國一致抗日。

」（《斯諾在中國》，第170頁，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

有民主作風的史迪威，不信任蔣介石，他很快就看到國民黨軍隊的黑暗、腐敗。

他氣憤地說：「我是來打仗的，那些想阻撓我取勝的人是絆腳石，我要把他們和敵人在我前進道路上設置的障礙一齊搬掉。

」（《在中國的六個美國人》，第159頁，新華出版社，1985年。

）他認為美國人在中國浴血奮戰的事業被蔣介石出賣了，他給蔣介石起了個諢號「小人」。

他敬佩共產黨的游擊戰術和清廉。

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根據親眼所見的事實來判斷國民黨和共產黨。

國民黨，腐敗無能，經濟混亂，強征暴斂，言行不一，囤積居奇，經營黑市，私通敵國。

共產黨的綱領是……減輕賦稅、地租和高利貸，發展生產和提高生活水平，他們還政於民，言必信，行必果。

」

他要求援華物資有八路軍、新四軍的一份，他要求將包圍陝北邊區的胡宗南部隊調到山西打日本人。

但是他的建議、計劃常常由於國民黨的阻撓而不能實現，這使他憤怒，常常用漢語或英語把國民黨將領大罵一通。

蔣介石對他也恨之入骨。

蔣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一直鬧到羅斯福總統那裡。

羅斯福總統一開始是支持史迪威的，這同他接到關於國民黨腐敗、無能的報導有關，更重要的是為了打贏太平洋戰爭，準備在中國沿海登陸。

國民黨主力龜縮在大西南、大西北，而沿海地區多是由八路軍、新四軍控制的游擊區或根據地。

為此，1944年6月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訪華。

在華萊士的壓迫下，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史迪威的建議，美軍可以派觀察組到延安。

在此之前只允許記者到延安採訪。

1944年6月，毛澤東親自會見了前來延安採訪的愛潑斯坦、哈里遜•福爾曼等西方記者。

毛澤東向哈爾遜•福爾曼解釋了中共中央的政綱和蘇聯的區別。

他說：「我們並未為實現蘇俄式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和政治而努力，事實上我們以為我們現在所做的正是林肯在你們的南北戰爭時全力爭取的事情，那就是解放黑奴。

在今日中國，我們有好幾億的奴隸受著封建主義的束縛。

」

他說：「在謀求千百萬農民的解放時，在用農業改良來改善他們的生活時，我們不想激進得和蘇俄一樣，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人民。

即一方面說服地主把地租減到合理的數目，另一方面則保障他們能經常收到這些減少的地租。

從經濟意義上來說，我們是和蘇聯絕對不同的。

」

他說：「政治上，我們同樣也和他們不同。

我們並不要求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也沒有這樣的打算，我們並不主張集體主義，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投資，並且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還允許並歡迎外國資本來參加我們所控制地區的貿易和工業。

我們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所以，我們對外國的投資有極大的需要。

」

他說：「至於政府，我們信仰並實行民主政治，我們正運用『三三制』來限制任何可能的獨裁，如國民黨今日所執行的一黨專政。

同樣和俄國的蘇維埃制度不大相同。

」

福爾曼問道：「為什麼你們不改名字?」毛澤東回答得很巧妙：「我們自己或別人如何稱呼我們政黨這對我們不發生影響。

並且，如果我們忽然改稱別的名字的話，在今日中國——國外也是如此，便會有人以此作為藉口責備我們，說我們為了掩飾，是別有用心。

不，我們不改變這名字，並且也不應該改，我們並無這需要。

重要的是內容和實踐，不是招牌。

」（哈里遜•福爾曼：《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第168—170頁，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

）

這些話毛澤東不僅是講給福爾曼聽的，更重要的是想通過他的報導將此話傳播到世界，傳到關心中國抗戰事業的羅斯福總統的耳中，因為羅斯福和其他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一樣視共產主義為魔鬼。

美國人在研究中國共產黨時，曾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他們與蘇聯有什麼聯繫?第二，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樣的共產黨?

美軍觀察組到延安，這是7年來不懈努力的結果。

中共中央將此「看作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向全黨發表了《關於外交工作指示》，指出：「這種外交現在還是半獨立的外交。

因為一方面重慶國民黨政府還是中國人(我們在內)及同盟國所承認的中央政府，許多外交來往還須經過它的承認。

但另一方面，國民黨是不願意我們進行單獨外交活動的，我們與同盟國家只有衝破國民黨種種禁令和約束，才能便於我們外交來往和取得國際直接援助，所以我們的外交，已經是半獨立性的。

」

「今後國際統戰政策，將可能給我們以更大的發展。

而且如果國際統戰政策能夠做到成功，則中國革命的勝利，必將增加許多便利，這是可斷言的。

」

這個時期是中共與美國關係最好的時期。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蜜月的時間很短，它隨著赫爾利來華、史迪威被撤職而結束了。

1944年4月日本實行一號計劃：打通湘桂交通線。

日本人一度占領貴州獨山，從而震動了重慶。

國民黨一潰千里，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的發展形成鮮明的對比。

國民黨失敗的事實加劇了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

蔣介石為了擺脫困境向羅斯福提出請他「派一位熟悉政治及軍事問題並得到總統完全信任的」代表到重慶，想以此限制史迪威的權力。

羅斯福因此派赫爾利來華。

赫爾利的來華，在客觀上已削弱了史迪威的地位。

羅斯福是偉大的政治家，但考慮中國問題也是從美國的全球戰略出發的。

出於戰後美國與蘇聯對峙的考慮，雖然他認為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共產主義者，只是土地改革者，但是他從帝國主義立場出發，認識不到中國共產黨是獨立自主的，而認為中共是蘇聯在華勢力的代表，因而不願看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力量強大。

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後十分關心的是在延安有沒有蘇聯的軍官，中共接受了多少蘇聯的援助。

他們經過實地考察之後，結論是否定的，但是美軍觀察組的結論並不能影響羅斯福的決策。

羅斯福派赫爾利來華的既定方針是政治上支持蔣介石，維護蔣介石的領導地位。

所以赫爾利來華不久，10月19日史迪威離開了中國。

這一事件是美國政策上由壓蔣擁共走向扶蔣壓共的信號。

1944年11月8日赫爾利帶著《為著談判的基礎》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歡迎。

赫爾利所帶來的《為著談判的基礎》共有五條，中心思想是想以蔣介石進行政治改革換取中共交出軍隊，即蔣介石承認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政黨為合法，共產黨軍隊則由中央政府改組，在中國實現軍隊統一。

在談判中毛澤東運用了羅斯福總統的話，批評了國民黨、蔣介石。

他說：應改編的是那些沒有戰鬥力、腐敗得不堪一擊的國民黨軍隊，而不是中共軍隊。

中共軍隊不會要求與士兵收入微薄、瘦弱不堪的國民黨軍隊「享受」同等待遇，因為那樣的話，中共軍隊的戰士會像國民黨軍隊的士兵一樣，「虛弱得不能行走」。

（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

毛澤東、周恩來針鋒相對地提出五條協議草案，草案內容是：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應通力合作，為擊敗日本而統一所有國內武力，並共同致力於中國的復興工作；二、國民政府即改組為一聯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黨及無黨派之政治團體所派代表構成之，軍事委員會亦應同時改組為聯合軍事委員會，由所有抗日軍隊派遣代表構成之；三、聯合政府應遵照孫中山先生所倡原則，創設一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四、一切抗日武力應遵守並實施聯合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之命令，並由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予以承認，所有獲自友邦國家之軍事配備，應公平分配與各諸武力；五、中國的聯合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政黨的合法地位。

在赫爾利的請求下，毛澤東給羅斯福寫信，聲明：「這一協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八年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

」並感謝「你為著團結中國以便擊敗日本並使統一的民主的中國成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我深願經過你的努力與成功，得使中美兩大民族在擊敗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國的事業上永遠攜手前進」。

赫爾利對中國國情了解不多，從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選舉，兩黨輪流執政的觀點出發，看待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欣然在五條協議草案上籤了字，他向羅斯福報告五條協議「幾乎所有的基本原則都是我們的」。

毛澤東從交際處回到棗園，向蘇軍駐延安情報組孫平介紹了談判過程。

據翻譯師哲回憶：「在談話的過程中，毛顯得很興奮，有時手舞足蹈。

我從未見到他這樣高興。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

但是，蔣介石不可能接受赫爾利與中共商定的五條協議，而是立即提出了對國民黨有利的三條協議，要共產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平起平坐。

因美國的政策是扶蔣，赫爾利轉而支持蔣介石，同意了蔣介石提出的三條協議，要在重慶的周恩來將這三條協議帶回延安。

毛澤東接到這三條協議後對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包瑞德上校生氣地說：「赫爾利將軍說，我們要是放棄自己的主張，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承認。

假如我們被蔣委員長捆住手腳，那世界的承認就沒有什麼用處了……」（伊•卡恩：《毛澤東的勝利與美國外交官的悲劇》，第127頁，群眾出版社，1990年。

）

赫爾利調停失敗的消息傳到華盛頓後，羅斯福對斯諾說，這是「很令人失望的消息」。

雖然在他看來延安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無意拋棄蔣介石政權，只把同中共合作看作是一個軍事上有用的權宜之計，想把中共當作對蔣介石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以便使蔣走向革新政府，成為統一和進步的中國核心。

在華北登陸行動中，他試圖找到國民黨領導的游擊隊。

他明白在中國他是在同兩個政府打交道，他說：「我打算繼續這樣做，直到把他們兩方拉到一起為止。

」

然而，毛澤東對美國政策的舉棋不定、出爾反爾，已經感到很不耐煩了。

1945年3月13日，毛澤東在同來延安訪問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的長談中，希望到美國去面對面地同羅斯福討論所有共同關心的問題。

毛澤東不曾料到，那時已是羅斯福在世的最後的一個月，不久，羅斯福就因病去世了。

毛澤東打電報致唁道：「向美國人民及總統遺族表示吾人之深切弔唁。

舉世均將沉痛此種損失。

」（1945年4月14日《解放日報》。

）

羅斯福去世前夕，赫爾利說服羅斯福同意了自己提出的繼續保持蔣介石最高權力的看法。

然後，他便趕走了對中共有好感的駐華美軍軍官和美國外交官。

從此，毛澤東對赫爾利就不那麼客氣了。

他在《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一文中指出：「赫爾利、蔣介石這一套，不管他們怎樣吹得像煞有介事，總之是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

進一步破壞中國人民的團結，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從而也破壞美國人民及其他同盟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和平共處的共同利益。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11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持下，美國政府於1945年末召回了赫爾利。

）

毛澤東和羅斯福顯然是屬於兩個不同的陣營，但他們卻在反法西斯這個共同目標下團結在一起，雖未曾謀面但卻友好。

他們之間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疑慮，但對反法西斯的共同事業卻從未動搖過。

他們的這種團結，既是從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出發，也是從中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

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在1941年至1945年，曾在延安同毛澤東長談過幾次。

他在解釋毛澤東的談話時也曾說：共產黨對美國的政策，是尋求美國對中國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

但是，不管美國採取什麼行動，不管中共能否從美國那裡得到一支槍、一粒子彈，中共都將繼續願意以他們所能做到的方式實行合作。

凡是他們能夠做到的(諸如情報、氣象報告或營救空軍人員)，中共都看作是自己的義務和職責，因為它有助於盟軍的作戰，能加速日本的戰敗。

遺憾的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並不完全取決於美國總統，也不完全取決於美國駐華人員的幾份報告。

因為在美國和美國國會，有個由中美兩國政治家和財界人物組成的、能量很大的院外援華集團，這個集團為了自己在中國的利益，想方設法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以圖確保蔣介石繼續控制中國。

羅斯福去世後不到四個月，日本人宣布投降，美國和中國共產黨共同的敵人沒有了，聯結雙方的紐帶斷了。

美國政府的基本原則是支持蔣介石，又派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矛盾。

但馬歇爾一事無成，空手而歸。

司徒雷登作為大使一直留在南京，看著共產黨占領南京。

司徒雷登作為個人想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保持關係。

中國共產黨派燕京大學畢業生黃華為南京外辦主任，以學生的私人身份拜訪了司徒雷登。

當司徒雷登提出要求北上北平時，中共中央很快同意，而美國國務院卻不同意。

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從一建國起外交的眼界就是廣闊的，就是將意識形態放在一邊，而願意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建立友好關係的。

而美國政府卻囿於政治上的短見，拒不承認新中國，召回了司徒雷登。

蔣介石的失敗，在美國引起了巨大波瀾。

1950年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抬頭，以「共產主義滲透」為名對不少進步組織、個人進行迫害。

美國在國外打敗了法西斯，而國內法西斯主義卻猖獗一時。

美國侵朝戰爭更加惡化了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大門時隔二十多年之後才被打開。

美國《紐約人》周刊撰稿人伊•卡恩在結束他的著作《毛澤東的勝利與美國外交官的悲劇》一書時，引用了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對某些年輕的會漢語的外交官說的話：「記住：鐘擺是會往回擺動的，而且一向如此。

」費正清的話，正是對美國對華政策的絕妙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