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蔣介石為何同時譴責司徒雷登？

圖為司徒雷登（右一）、蔣介石（中）與美國總統特使，經濟合作總署署長保羅•霍夫曼在一起。

司徒雷登與蔣介石私交甚篤，一度以「老鄉」互稱。

整整七年前，也是在這個飄著秋雨的十一月，一個美國人的骨灰被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此時距他去世已經過了46年。

墓主叫司徒雷登，一個比大多數中國人「更中國」的名字。

六十多年前，他因為一篇文章而惡名遠揚，其後很多年，他都作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而被提及。

近年來，人們又逐漸記起他為中國做的種種好事，開始懷念他。

這個外國人身上，藏著一部中國史。

一、1949年：《別了，司徒雷登》定性為反面人物

絕大多數中國人知道司徒雷登，是因為毛澤東那篇《別了，司徒雷登》。

這篇文章寫於1949年解放前夕，由於之後常年入選語文教科書，因此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十幾歲的孩子，都學過這篇課文。

當時司徒雷登是國民黨政權認可的駐華大使，而國共又處戰時，因此內容可以想見，以譏諷貶損為主。

文章第一段就給司徒雷登一個定位：「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

」

從事實層面來說，這段話大體準確。

作為傳教士的兒子，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11歲回美國讀書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國，能講一口流利的杭州話。

28歲帶著新婚妻子又回到了杭州，此後45年的絕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中國，直到《別了，司徒雷登》發表前的半個月才飛回美國。

前前後後，他在中國呆了超過五十年。

發現沒有，上面這段敘述充滿語病：「回美國讀書」、「回到了杭州」、「飛回美國」，這個人仿佛沒有故鄉與他鄉的區別，到哪裡都是「回到」。

這也是他最重要的底色：一個高鼻樑深眼窩的美國人，生在中國，一輩子大部分時間也都在中國，唯一的兒子出生在中國，摯愛的妻子埋葬在中國。

司徒雷登晚年寫過一本回憶錄，書名頗可概括他的心情——《原來他鄉是故鄉》。

他原名John Leighton Stuart，直譯是約翰•雷登•斯圖爾特，司徒雷登這個譯名令人拍案叫絕：完全的音譯，完全遵守中國姓在前名在後的傳統，讀起來又充滿古意。

因為當了三年美國駐華大使而被毛澤東寫進了文章，繼而被全中國人記住之前，他還當過20多年的校長，一手創辦燕京大學，並將其建為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

抗戰時為了保護燕大學生而被日本人關進監獄三年。

正是因為他在燕大校長任上積累的名望和人脈，才使他被美國和國民黨同時看中，在1946年出任駐華大使。

在他整個人生中，也只有1946-1949這三年算是從政，其他時間都跟政客這個詞不沾邊。

然而歷史讓他在那個關鍵節點處在了那個關鍵位置，就不得不被裹挾進去了。

作為戰爭的敵對方，毛澤東寫文章攻擊國民黨，攻擊司徒雷登，是完全無可指摘的。

除了語言上的諷刺外，基本事實沒有問題。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

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這句話也出自《別了，司徒雷登》，說的是蔣介石及國民黨官員從南京撤往台灣時，司徒雷登沒有一起走。

這個舉動在毛澤東看來，是一種政治投機，巧的是，他的老對手蔣介石跟他想到一起去了。

蔣介石生於浙江奉化，與司徒雷登私交甚篤，甚至以「老鄉」相稱。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後皈依基督教，而司徒雷登本就是傳教士的兒子，虔誠的基督徒。

所以相同的信仰使他們成為好朋友。

但國民黨從南京撤退時，司徒雷登留了下來，這點徹底激怒了蔣介石，被認為是一種不忠的行為，以至到了台灣後還是不能原諒他。

公允地講，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說得沒錯，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確實有想接觸共產黨之意。

作為蔣介石的朋友，他的政治立場一直反共，然而共產黨卻一直以禮相待。

1940年秋，司徒雷登不幸墜馬受傷，毛澤東親自發電慰問。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當面稱讚司徒雷登對中國教育事業做出的貢獻。

1946年，司徒雷登70華誕的時候，葉劍英向他祝賀。

這些都顯示了我黨對他的尊敬和善意。

①與此同時，國民黨的一些做法也令他震驚。

他在回憶錄中曾寫道，在蔣介石從南京撤退，準備守衛上海時，「國民政府還要求有支付能力的人做『貢獻』，這簡直就是對老百姓的壓榨勒索。

」②

這種複雜心情讓他最終做出了不追隨蔣介石離去，留在南京試圖與共產黨接觸的決定。

然而由於當時我黨在外交上執行的是一邊倒偏向蘇聯的政策，使得他最終沒有被接納。

而且，作為駐華大使，他同時被國共拋棄，同時被毛澤東、蔣介石譴責，從職業上來講是徹頭徹尾的失敗。

從這點也能說明，他實在不適合做一名政客。

二、1980年代：中央批准司徒雷登骨灰歸葬燕園 但北大教師聯名反對

因為毛澤東至高無上的權威，所以在1980年代以前，被他親筆批判過的司徒雷登是斷無改善形象之可能的。

改革開放以後，這種局面有所緩和，於是司徒雷登骨灰安放的問題被提了出來。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遺囑，裡邊提到，「我指令將我的遺體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於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我並指令，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可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

」這份遺囑說得很明白，妻子死在中國，葬在燕園，他自己的骨灰也想安葬在燕園。

如果不能葬在那，那就愛埋哪兒埋哪兒吧，他都無所謂。

1949年司徒雷登回美國後不久就生病中風，到1962年去世之前，都由學生傅涇波一家照顧。

因此為司徒雷登骨灰歸葬燕園奔走一事，就落在了傅涇波身上。

燕京大學是司徒雷登耗盡半生心血的作品。

起初由華北地區幾所教會大學合併而成，管理混亂。

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長，才開始有了轉變。

通過他奔走籌款、邀約名師、選址建校等種種努力，燕京大學才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高校。

因此雖然嚴格來說，司徒雷登不是燕京大學的創校校長，但通常都把他視作燕京大學真正的創辦者。

1949年司徒雷登被定性為反面人物後，燕京大學的生命也很快走到了盡頭。

1952年院系大調整，燕京大學被拆分，自此從歷史上消失。

學校民族學系、社會學系、語文系（民族語文系）、歷史系併入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併入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系併入中央財經學院（今中央財經大學）；工科併入清華大學；文、理科併入北京大學。

③

與院系調整同步進行的，還有校園的變更。

北大從原來的地址紅樓遷至原燕京大學校園「燕園」。

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一塔湖圖」（博雅塔、未名湖和北京大學圖書館）都是燕京大學時期留下的。

2005年，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在北大演講時曾說自己來到了「母校」，因為自己母親曾就讀於北大。

其實那時他有意無意模糊了一個概念：他母親畢業於燕京大學，而非北京大學。

作為給司徒雷登養老送終的學生兼摯友，傅涇波於1973和1984年兩次訪問北京，均提出將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園之事。

傅涇波在1986年還為此事請中國駐美大使遞信給鄧小平。

1986年6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臨湖軒。

然而，這一決定卻招致北大工作人員的強烈反對。

據燕大校友王百強回憶，「一群『馬列主義老太太』聯名反對，事情不得不擱置。

」

據《司徒雷登與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兩書作者沈建中稱，為首的上書者，正是司徒雷登當年一位秘書的遺孀。

反對的主要原因還是老問題——司徒雷登是毛主席點名批評的人。

於是，1987年4月，中美駐美使館正式通知傅涇波，此事因故暫緩辦理。

1988年，傅涇波帶著遺憾在美國病逝，去世前還在念叨此事。

④

三、1990年代：聞一多《最後一次演講》入選課本 讚揚司徒雷登部分遭刪除

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提到了被國民黨暗殺的聞一多：「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

……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

這句話從鼓舞當時國民士氣的角度講沒有問題，但在後來卻引起了一件頗為尷尬的事情。

聞一多是1946年7月15日在雲南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

臨死前，自知已被盯上，時日無多的他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講，痛陳國民黨的種種惡行，言辭異常激烈，直斥他們「無恥啊！無恥啊！」。

但即便如此，他還是在演講中狠狠誇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司徒雷登：

「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

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

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⑤

在一次明知自己將死的演講里，使勁夸另一個人，只能說這是用生命在愛護了。

從中也可看出司徒雷登當時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聲望之高。

這篇演講中處處彰顯的愛國之情，使它入選了中學語文課本。

於是問題就出現了：《別了，司徒雷登》在教科書中，裡邊把司徒雷登罵成狗；《最後一次演講》同樣在教科書中，裡邊把司徒雷登誇成花。

這個自相矛盾的問題是必須要解決的。

最終解決辦法是刪。

《最後一次演講》中有關司徒雷登的部分被盡數刪除，這篇課文以刪減版的面目出現在1992年通過審查的九年義務教育新教材的中學語文課本中，並在1993-2003年間全國絕大部分中學統一使用，伴隨並影響了80後整整一代人的成長與思想。

⑥

四、2008年：司徒雷登骨灰歸葬杭州

進入21世紀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更多資料的公開，司徒雷登早年在中國辦學的經歷被更多人知曉。

在人民印象中，他作為美帝「狗腿子」的形象在逐漸淡化，作為燕京大學二十多年的校長，為民國時代中國教育做出了大貢獻的形象在逐漸加深。

他的和平、民主謀求和理想主義精神及多次為中國爭取美國貸款的義舉也漸漸為人所知。

這個時候，滿足司徒雷登遺願，讓他的骨灰歸葬中國的事又被人們提起。

為他養老送終的傅涇波去世後，傅先生的後人繼續為此事奔走。

由於官方對他的定位依然偏負面，歸葬北大的阻力依然在，傅家後人開始考慮讓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

司徒雷登的父親司徒約翰是位牧師，1869年來到杭州並開始在此傳教，直到1913年去世。

他的母親瑪麗隨丈夫來華後，熱心於教育事業，曾創辦女子學校。

夫婦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個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

在司徒雷登不能回到燕園與夫人合葬的前提下，回到杭州陪在父母弟弟身邊，想必也是個相對可以接受的選擇。

相對於北大的拒絕，杭州方面對這位「老鄉」的態度很積極，由政府出面促成了骨灰歸葬一事。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儀式在杭州半山安賢園舉行，時任美國駐華大使雷德、杭州市副市長佟桂莉參加了此次儀式。

如果將中美兩位高官在歸葬儀式上的發言對照著看，能感受到兩國對於此事看法的微妙區別。

雷德大使的發言相對感性：「中國是司徒雷登先生熱愛的國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這裡，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

他相信教育是加深兩國關係的重要途徑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變化，他一定會非常高興。

」

相對而言，佟桂莉副市長的發言則理性很多：「今天，中美關係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兩國人民在文化、經貿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這是對逝者最好的慰藉。

」⑦

比照兩段發言，可以看出美方更多是把司徒雷登看作在中國傳教、辦學的教育工作者，而中方則更重視他駐華大使的身份，將歸葬一事提升到雙邊關係和兩國交流的高度。

這或許也能解釋，在美國人看來很簡單的「遵遺囑下葬」一事，為何要在司徒雷登去世46年後，才以妥協的方式在中國完成。

五、2014年：《北平無戰事》里巧妙描寫司徒雷登

直到今天，在影視作品中正面描寫司徒雷登都是不太可行的。

但涉及1946-1949年國共關係的影視作品，司徒雷登又是一個不太可能繞得開的人物。

因此，怎樣讓這個人物出現，並在作品中承擔重要的作用，成了擺在影視工作者眼前的一道難題。

2014年的熱播劇《北平無戰事》對這個難題的破解堪稱絕妙。

該劇中，司徒雷登的名字經常出現。

一會兒作為燕京大學的校長，出現在燕大副校長何其滄的敘述中；一會兒作為美國駐華大使，出現在各類政治人物的講話中。

但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形象，他卻從未出現過。

看完全劇，觀眾只知道有個很厲害的人物叫司徒雷登，他說一句話就能從軍統放人，他打個電話就能從美國借來錢，但他長什麼樣，卻沒人知道。

熟悉老電影的人可能對這種人物塑造手法不陌生。

1940年，懸疑電影大師希區柯克憑藉《蝴蝶夢》拿下了他唯一的一座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盃。

該片事實上的女主角瑞貝卡自始至終都沒出現過，但片中處處都有她的影子。

希區柯克式的懸疑效果，也正是通過這位沒出過場的人物來營造的。

《北平無戰事》中對司徒雷登的塑造，顯然借鑑了《蝴蝶夢》中對瑞貝卡的塑造。

當然，編導此舉並非為製造懸疑氣氛，而是為處理上述的難題。

因為一個人物一旦出現，觀眾自然就會對他的形象進行評估、褒貶，也就是我們看影視劇時常發的疑問：「這人是好人還是壞人？」而對於司徒雷登這樣的人物，影視劇中最忌諱直接評判他的好壞。

《北平無戰事》中，通過瑞貝卡式的處理，達到一種「哥雖不在江湖出現，但江湖處處有哥的傳說」的效果。

這種處理手法也並非全然出於技巧考慮，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技巧，能讓司徒雷登有更大的活動空間。

劇中他一邊作為大使為國民黨當局籌措資金、糧食，保證軍隊及飛行大隊的裝備、開銷；一邊作為校長保護燕大師生，也在客觀上保護了隱藏在燕大的中共地下組織。

如果這些情節全部實寫，可以想見有很多地方難以進行下去。

正因為虛寫了司徒雷登，才使駝峰航線、美國救濟糧等以往影視作品中甚少觸碰的事件得以展開，呈現在觀眾面前。

結語：

司徒雷登前後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年，擔任燕京大學校長近三十年，美國駐華大使只有三年。

這三年讓他心力交瘁，回美國後不久即中風，在半身不遂中了此殘生。

事實證明，他是個成功的校長，不成功的大使。

然而因為種種原因，我們更多記住的是他不堪的大使生涯。

在歷史研究愈加客觀的今天，全面評價司徒雷登的日子想來不會太遠。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對這個金髮碧眼的杭州人說一句：「別來無恙，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