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舌戰群儒的十個必殺秘技

在《三國志》中一直被司馬懿、華歆等輩評為「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的諸葛亮，或許因為「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而不配稱為一個膽略過人的雄傑家，甚至因為不懂《左傳》中最淺顯的道理——「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終遺「譙周一言以亡蜀」之大禍，而不配稱為一個「智慮無方的術家」。

但是諸葛亮卻是善於著述的文章家、道藝深明的儒學家、應對捷疾的口辯家。

尤其是孔明先生的辯才，堪稱獨超眾類，比肩蘇、張，在同一時期無人能出其右。

「鐵腕治蜀」和「縱橫捭闔」形成了他賴以飛翔的雙翼，使他在波譎雲詭的政治、戰爭之海中總能浮沉自如，遊刃有餘。

辯才作為實現謀略的重要手段，在諸葛亮暢言《隆中對》、力促孫劉聯盟與及回書斥王朗的佳作《正議》中一再地被加以運用、發揮，其高度的藝術性、思想性和屢試不爽的功效性不由人不擊節喝彩。

拋卻《三國演義》這部「姜尚渭水釣文王」的自我炒作之書不談，單觀《三國志》及《魏略》兩部書，就不難發現諸葛亮言談之奧妙。

他具體的「作戰」方式是：與有智慧的人物說話，要見聞廣博；與見聞廣博的人說話，要圓通善辯；同善辯的人說話，要提綱挈領；同自矜高貴的人說話，要憑藉自身背景或理想信念，不卑不亢；同富足的人說話，要境界高遠，言辭豪邁，摒棄世俗；同捉襟見肘、窮困潦倒或職位低下的人說話，要動之以利；同好戰之人說話，要彬彬有禮；與勇武之人說話，要豪膽果斷；與愚鈍、不開化之人說話，須鋒芒畢露。

與身居高位的人說話，必須談奇特的事來打動他。

這十條金科玉律，其實早在《鬼谷子-權篇-第九》中已有所錄，原話為：「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于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銳。

」

但是鬼谷子微言大義，只述大略，未盡詳實。

譬如對於文中「與富者言，依於高」的這個「高」字，資質低劣者未免會以為『高』字僅僅代表高深玄奧的意思，那就犯了外交辭令中的大忌了。

再如古人常說：「凡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尤其是在亂世之中，梟傑奸佞是最善於偽裝的，哪能一眼便分得出對方是愚者、智者抑或勇者、貴者？連對方底細尚且不知，又如何依據鬼谷子的口訣出招？

孔明先生則不僅對該文中的「智」、「博」、「富」、「高」等10多個關鍵字做了全面而系統的解釋，更對如何識別、判定這十類對手寫下心得，載於《七略》。

即：「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而觀其變；三曰：資之以謀以觀其識；四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以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觀其信。

」運用此七種策略察人觀物，不惟可以探知對方性格、品質、才情如何，甚至連他的社會關係、家庭背景、生平履歷也都能了如指掌。

孔明先生的第一次模擬演練，是在南陽草廬之中。

他縱論天下大勢，詳略得當。

這其中有規諫，譬如指出曹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告誡「此誠不可與爭鋒」；也有指引，譬如提到江東孫權，三世基業，「國險而民附」，「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談及荊州，諸葛亮對其戰略區位優勢讚賞有加：「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所以荊州易主是早晚的事情。

論及益州，諸葛亮更是神采飛揚，「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且「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最後諸葛亮對未來主人劉備的政治號召和御人之德作出評價：「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

綜上分析，曹操北占天時，孫權南借地利，劉備獨據人和，只要再「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一旦時機成熟，「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無怪乎劉備聽罷，「與亮情好日密。

」

在他給劉備的申論《隆中對》里，沒有一句空話套話，從頭到尾都扣緊了兩個字：霸業。

這份宏論中的「實在勁」，在當時來看，除了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無人可比。

按理說儒家講求的是「口不言利」，但孔明先生所言卻句句離不開怎麼教劉備獲取「事功」，這不是因為他世俗鄙陋，恰恰是他懂得相時而動、因人設謀的道理。

試想一個「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的天下梟雄，要想「伸大義於天下」，最需要的是什麼？當然是地盤。

這個時候如果對如何攻城略地絲毫不提，大作官樣文章，對窮困潦倒的劉備復有何益？諸葛亮如此言辭，正是對《鬼谷子》中「與貧者言，依於利」這一口訣的絕妙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