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者：從隋末反政府武裝透視王朝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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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王朝末代是個不斷重複演出的老戲，隔幾百年就來一次，橋段都差不多。
無非是官逼民反、遍地烽煙；然後野心家奪權，軍閥混戰，生靈塗炭；然後王師出現，撥亂反正，收復河山；最後新朝代成立，萬象更新，其實一切照舊，只看能維持多久。
一切照舊的原因，當然是新朝代換了湯，卻並沒有換藥。
秦始皇的先進位度沿用了兩千年，秦始皇朝代的死法當然也一樣沿襲。
多少個朝代過去，從勝到衰從衰到亡的套路，幾乎就是重複。
而歷朝末代時湧現出來的顛覆者，也都差不多。
想探討王朝末代時滅亡的過程，沒有比隋更合適的了。
第一是因為它國祚短，就兩屆領導人，不存在積重難返的問題；第二是因為它還沒來得及出現外戚權臣宦官干政等擾亂局面的因素，它統治的興衰比較簡單；第三是因為它不存在外敵入侵的情況，麻煩都是內部統治造成的；第四是因為顛覆它政權的各種力量中，比較集中地出現了歷次王朝末局中最經常出現的勢力；第五是因為它處在兩千年封建專制制度發展比較中間的部分，足夠成熟又沒過於腐爛。
這一切因素使它成為一個理想的研究對象，就好像是真空中的物理實驗一樣，可以排除掉與主體無關的因素，直接去觀察本質。
當然，它也沒特別理想。
中國兩千年，朝代只有那麼多，選擇只是在一個兩位數中（連割據王朝都算上）選一個相對合適的而已。
它也沒有那麼精確。
對於各種勢力的共性的分析，只是盡力窺豹，盡力聯繫，但每個人在歷史舞台上登場的時候，都並非懷著代表的想法，而只是為個人命運而努力，他們的經歷也必然會受其性格影響而呈現出許多個人化的、他人不會複製的部分。
歷史就是這樣，被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左右，而呈現出方向一致、路線不同的軌跡。
王朝更替的循環
許多知識分子感慨於暴民們的知識太低情懷太淺，無建設之心只有破壞之力。
但設身處地地去分析一下就會知道，「暴」實在是百姓參與政治的唯一一條路，除此之外的，都被堵死了。
暴民不是中國所特有的，但暴民在中國歷史上特別容易出現，沒有哪個朝代末期不出現占山為王落草為寇的強盜的，沒有哪次的強盜不對社會進行大肆破壞的。
許多知識分子感慨於暴民們的知識太低情懷太淺，無建設之心只有破壞之力。
但設身處地地去分析一下就會知道，「暴」實在是百姓參與政治的唯一一條路，除此之外的，都被堵死了。
一、根子就在主席台
東漢末年，政治昏聵，貪官污吏遍地，民憤洶湧，叛亂紛起。
有社會責任心的大臣和知識分子不斷批評諍諫，希望國家能夠行動起來，拿出切實有效的措施改善這種局面。
於是，在漢順帝和漢靈帝執政期間，分別搞過兩次轟轟烈烈的反貪污運動。
漢順帝漢安元年（142年），鑒於民間對貪污腐敗的憤慨，政府命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都是中央高官，分別到各州郡視察，褒揚賢能、推舉忠良；查處貪污枉法者，對州、郡長級貪污者，准用驛馬車送彈劾奏章到朝廷，對縣長以下級別貪污者，可以直接逮捕審判。
各位欽差接到命令後就分別出發執行任務去了，只有其中最年輕的張綱沒有去。
他只走到近郊洛陽都亭，就不能容忍自己去執行這項掩耳盜鈴的行動。
他把車輪卸掉埋在地下，憤然宣稱：「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隨即擬奏章，先彈劾太尉桓焉、司徒劉壽——都是總理級的幹部——「尸位素餐，不堪其職」，也就是瀆職；又揭露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貪贓枉法、違法亂紀，並用檻車將他們送交廷尉治罪；還指控魯相寇儀有犯罪行為，寇儀隨後畏罪自殺。
這還沒算完，他的目標還有更大的。
他隨即上書，歷數當朝國舅、權勢熏天的大將軍梁冀十五條罪狀，京城為之震動。
張綱的主要觀點就是「問題出在前三排」，這一點確實是問題的核心。
當時梁冀一手遮天，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沒有他的首肯當不上官，沒有他的庇護也不敢貪污腐敗。
派出欽差，不拔根本，只抓一些螞蟻，能有多大作用呢？那些欽差也都知道這一點，只是既不敢說，又覺得說了也沒用，不如下基層配合政府走走過場算了。
遺憾的是，雖然漢順帝知道張綱說得是對的，但從他「講政治」的角度考慮，卻沒有採納，反而安撫梁冀，任他繼續控制朝廷。
後來梁冀是因為政治鬥爭的原因才被剷除的。
他垮台後，他活躍在各個政壇的親屬門客被斬殺流放一空。
但馬上，新的勢力起來，情況還是一樣。
百姓不僅沒有權力，甚至沒有代表——嗯，實際上不完全是沒有，他們是「被」代表的。
任何一個「父母官」，任何一個野心家，都可以拿百姓說事，「為天下百姓計」。
過了些年，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民怨比原來更大了。
到漢靈帝光和五年（182年），皇帝又搞了一次反腐敗運動，他下詔令三公九卿收集人民輿論，檢舉惡名昭彰的州長郡長。
當時正是宦官當權，十幾名權傾朝野的宦官們，子弟賓客散布全國，但凡稍微有油水的差事，都被這些人把持，沒點根基的幾乎不可能當官。
打狗還要看主人，這些官們，三公是不敢惹的。
但皇命也要交差。
太尉許戫、司空張濟，經過一番權衡，費了好大勁，從偏遠地區挑選了二十幾個沒有靠山的官員，對他們提出了彈劾。
二十多個「惡名昭彰」的官員被送到首都，上訪的州郡百姓也跟來了。
這二十幾人雖不一定是什麼清官廉吏，但看跟誰比，跟那些投靠黨比起來，這些人就算相當不錯的官了。
真正的惡棍都沒抓，竟然抓了這些人，難怪百姓會為他們叫屈。
百姓的申訴阻止了一場冤案的發生，而為了補救帝國的聲譽，這些被免職的官員都被任命當議郎，留在首都供事。
但這場反腐敗運動，就這麼草草收場了。
為什麼決心甚大的反腐敗運動沒法有成效？根子當然就在主席台！腐敗官員是誰任命的？庇護腐敗官員的權臣是誰任命的？誰會革自己的命呢？！梁冀後來是被法辦了，但那是因為他權高震主，危及到了主席台，終於引起了皇帝的猜忌。
而在這之前，正是皇帝的不斷支持和封賞，給了他無限的權力，可以隨心所欲地提拔人、壓制人，甚至處死人，使得朝廷官員們紛紛向他效忠。
而那十幾個權傾朝野的宦官，也都是有皇帝在背後撐腰，因此被人無數次彈劾仍屹立不倒，反而害死了彈劾他們的人。
漢順帝和漢靈帝當然知道梁冀與權宦是怎麼回事，卻不願意制裁他們。
這個「不願意」比較要命，因為皇帝是一個帝國當中唯一有權力的人，無論臣民，還是軍隊，都是要向他效忠、以他為核心的，不存在其他任何可以相抗衡的勢力（軍閥割據情況除外，這種情況後面再說）。
百官是他行使權力的代理人，使用的是他讓渡過去的權力。
他讓渡多少，完全憑他個人的意願。
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很多時候低職位的官員，卻有著更高的權力，甚至沒有職位的太監，卻可以掌握生殺大權。
百姓不僅沒有權力，甚至沒有代表——嗯，實際上不是完全沒有，他們也只是「被」代表了。
任何一個「父母官」，任何一個野心家，都可以拿百姓說事——「為天下百姓計」。
至於百姓究竟怎麼想，通通由官員們來解釋，於是就會經常出現兩個意見完全不同的官員在辯論——都聲稱自己代表了百姓意願。
當然也存在這樣的時候——皇帝失去了權力，成了擺設，但那時候也還是有個代理皇帝，只不過權力集中向了另一個核心而已，仍然沒有被分割。
由於全國上下只有一個權力核心，那麼是否真想好好行使權力，就完全看這個核心的個人意願和個人能力了。
當這個權力核心不想好好行使的時候，或者他聲稱自己想卻沒有真的乾的時候，悲劇就發生了——這就是自秦始皇以來不斷發生的、各種戲曲里不斷演繹的「昏君誤國」、「暴君誤國」的老段子。
人民不是沒有方法「震懾」當權者，他們的方法除了找代表者哭訴外，還有就是「動亂」。
當人們被壓榨到底的時候，總是會有脾氣暴的一小撮鋌而走險，「聚眾作亂」。
二、暴亂都是逼出來的
人民並不是沒有方法「震懾」當權者，他們的方法除了找代表者哭訴外，還有就是「動亂」。
當人們被壓榨到底的時候，總是會有脾氣暴的一小撮兒人鋌而走險，「聚眾作亂」。
歷朝歷代，除了政治特別清明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局部地區。
各代當權者對付這樣的情況一般都是胡蘿蔔加大棒：先是鎮壓，平定之後，政策不妥的改政策，官吏不稱職的換官吏，這樣危機都會解決——畢竟只有朝廷才有唯一強大的武裝力量，一般小民是難以抗衡的——不會發展成亡國滅族的大危機。
但是，這也取決於權力核心的個人意願。
當權力核心不肯承認有危機發生時，人民群眾這唯一的發聲方式，也就無用了。
王莽的新朝即將滅亡的時候，民變蜂起，除了首都，幾乎遍地是變民軍，地方政府已對局勢失去控制。
而當王莽派出查案的大司馬士回到首都，向王莽匯報真實的所見所聞時，王莽卻大為光火，將他逮捕下獄，說他「欺騙政府」。
當地方官員上報稱變民是因饑寒交迫被逼上梁山時，王莽卻下詔說：「因為貧困饑寒犯法為非的，大者當強盜，小者當小偷，不外這兩條路。
而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明顯的謀反作亂，怎麼能扯上饑寒！你們這些官員必須加強逮捕和消滅盜賊，如果有不同心并力，而仍胡說什麼饑寒所迫的，立刻抓捕定罪！」當最高權力這樣定了調子後，再沒人敢反應民變實情，也就沒辦法採取真正有效的措施了。
隋朝末年的時候，全國各處都是「盜匪」，鎮壓了一群又起一群，局勢漸漸失控。
但當楊廣詢問納言蘇威時，蘇威躲避不過告訴他實情：「最近以來，各地奏報的盜賊的事情，都不真實，遂使中央不能做正確判斷，因之也不能早日平定。
」「東征不必徵調軍隊，只要赦免天下強盜，就會有數十萬大軍。
」這些話委婉地告訴了楊廣變民的人數，而楊廣聽了卻大不高興，跟別人說「這老東西用盜賊多威脅我，我早就想打他的嘴，只是暫時忍忍。
」楊廣想去東都看新龍舟，將軍趙才勸他：「現在盜賊蜂起，政令已不能推行。
」楊廣就將他逮捕，過了十幾天才釋放。
而當奉信郎崔民象上疏告知變民遍地時，楊廣乾脆用刀砍碎了他的面頰，然後將其斬首。
在民眾與統治者之間，統治者處在毫無疑問的強勢地位，任何一點讓步都能換來幾倍於付出的穩定，而且也只有統治者有能力決定雙方的關係。
因此當統治者拒絕讓步，封死了與民眾對話的所有渠道時，民眾就不再有其他的選擇了——只有「造反」。
地位，任何一點讓步都能換來幾倍於付出的穩定，而且也只有統治者有能力決定雙方的關係。
因此當統治者拒絕讓步，封死了與民眾對話的所有渠道時，民眾就不再有其他的選擇了——只有「造反」。
三、起義軍並不都是解放軍
在我們從小學習的歷史知識中，所有的農民起義軍都是進步的革命者，是大地主階級的掘墓人，是勞苦大眾的代表和拯救者。
事實上，從斑斑史跡上看，大部分的起義軍，並不比貪官污吏好到哪兒去。
無論是從思想教育來看，還是在利益計算上，中國農民都是不容易生出造反之心的。
思想教育方面，從漢以降，中國普通農民所受的思想教育是儒家思想，後來加上釋、道家思想，而文化教育幾乎沒有。
這三種思想都訓練出了農民的溫順忍耐的品德。
利益計算方面呢，農民沒有武器，不能成組織，中央政府的管理直插到五戶一組、十戶一組的基層，而且是自上而下單向的，這使得農民們不可能擁有抗衡官府的能力，也因此斷了提意見的想法。
在天下尚未大亂的時候，農民走上造反的道路，要麼是為報私仇，要麼是不反即死、反了倒不一定死。
前者如西漢時的呂母，報殺子之仇而反；後者如陳勝吳廣，誤了集合期限，不反會被處死，還有很多變民是因快要餓死而反的。
大亂之後再反就簡單了，反正社會秩序已經不存在了，不反是魚肉，反了還可能當刀俎，利害計算已經變得簡單多了。
由於上述這些原因起義的農民，往往沒有什麼更高的追求和長遠的打算，只要報了仇和活下去即可。
不僅是追求太低的問題，農民起義軍的眼界、素質也比較成問題。
唯一的權力者需要代理人，除了官二代以外，他們也保留了一條從民眾中選擇代理人的道路。
隋以前是「舉孝廉」，隋以後是科舉，這也是普通農民唯一的出頭機會，而一旦出頭，進入統治者隊伍，也就不再是農民了。
但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沒有這種出頭機會，他們長期處於未被啟蒙的狀態下，沒有文化沒有見識，所有知識都得之於經驗和口耳相傳（這也是中國社會謠言特別容易盛行的原因）。
所以他們只知道一種社會模式——壓迫和被壓迫，只知道兩種上升渠道——當官和「皇帝輪流坐，明天到我家」。
像綠林軍起義的時候，打出的號召就是「殺人抵命，傷人賠償」，封得最大的官是「三老」，其次是「從事」，再次是「卒史」——這是這些農民人生中聽說過的最尊貴的官銜，所以他們的想像力也只到此，這和現在笑話里講的「老農民說毛主席『肯定天天都吃餃子』」是一樣的情況。
基於這兩個因素的影響，農民起義軍們表現出很多烏合之眾的素質也就不奇怪了。
看到社會不公，卻沒有足夠的智慧弄清楚不公產生的真正源頭，不知道如何解決或根本就沒打算徹底解決不公，心中一腔憤怒就會變成「徹底砸爛舊世界」的衝動。
被當做英雄代表的東漢「綠林好漢」攻擊湖北唐子鄉的時候，全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屠殺，然後自己部隊為分從百姓家搶奪來的財物火併。
「我花開罷百花殺」的黃巢，其部隊以人肉為軍糧。
全軍圍陳州近一年，數百巨碓，同時開工，成為供應軍糧的人肉作坊，流水作業，日夜不輟。
將活生生的大批鄉民、俘虜，無論男女，不分老幼，悉數納入巨舂，頃刻磨成肉糜，並稱之為「搗磨寨」。
陳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兩進長安的第二進，派出士卒四處屠殺，號稱「洗城」，長安城內鮮血流成小河。
東漢赤眉軍進入長安之後，本可以重整天下，然而他們卻仍然以搶劫為生，將各基層政府指望恢復秩序而特地繳納的稅收貢品都給搶走，且不斷對民間行兇施暴。
期盼解放軍的百姓只好又回到堡寨堅守，將他們當做盜匪來防範。
政府舉行宴會，還沒有開始飲酒，由赤眉變民而變身的文武百官已打鬥成一團，砍開宮門，搶奪酒肉，你殺我、我殺你。
這哪裡是什麼解放軍，完全是一群土匪。
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沒有這種出頭機會，他們長期處於未被啟蒙的狀態下，沒有文化沒有見識，所有知識都得之於經驗和口耳相傳。
所以他們只知道一種社會模式——壓迫和被壓迫，只知道兩種上升渠道——當官和「皇帝輪流坐，明天到我家」。
軍容嚴整一些的，也容易在一些關鍵時刻流露出本性。
比如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在南京定都後，自天王洪秀全至東、北、翼三王，都建造了華麗的王府。
洪秀全的天王府，周圍十餘里，比現存北京的明、清故宮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築也華麗得多。
東王府則重建了三次，最後落成的王府周長七里，圍牆厚三尺高二丈，繞圍牆走一圈得一個小時。
天王府有侍從1621人，絕大部分都是漂亮女人。
洪秀全自住進天王府後，就躲在深宮安享榮華富貴，很少出面處理政事，把自己和天國的臣民有效地隔離開來。
天王府的大門上居然刻寫著下列幾行餾金大字：「大小眾臣工，到此止行蹤，朝奏方准入，否則雪雲中。
」（「雪雲中」，就是殺頭的意思）。
還大講排場，出行時前呼後擁，侍從成百上千。
洪秀全乘座六十四人抬大轎，東王則乘座五十六人抬大轎。
東王楊秀清每次出巡，扈從有一千多人，來不及迴避的市民和官僚必須恭恭敬敬地跪在道旁，不得仰視，否則當即格殺勿論。
太平天國的制度是絕對禁慾的，但高層則不受限止，他們不但不禁慾，還縱慾。
洪秀全在深宮的主要工作是玩女人。
每做生日，部下就要為他獻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開之際，還在天京13道城門口為他選美女。
甚至乾脆明文規定，「所有少婦美女俱備天王選用」。
到太平軍敗亡時，天王有妻妾88人。
在他們如此揮霍享樂的時候，他們不過才剛走完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才掌握兩個省的勢力範圍而已。
李自成算是在長征路上走得遠的，他攻進了首都北京，可以說只差了一步就能完成改朝換代的歷史使命。
但有沒有更高政治理想的差別也就在這裡——是解救天下蒼生，還是只想當一把皇帝，考驗的時候到了。
饑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撩亂的金銀珠寶面前，幾乎是一霎時就把最初起義時的精神喪失殆盡。
劉宗敏、李過等高級將領競相闖入大戶人家搶奪美女珍寶；士兵沒有將領約束，也干起打家劫舍的勾當。
軍隊紀律空前敗壞，才幾天功夫，北京市民就對新政權極度失望，詛咒這個強盜政權早一點垮台。
農民起義軍是饑寒交迫才走上「犯法」道路的，是在統治者破壞天理的情況下自己來主持天理的。
他們針對殘暴統治的反抗是正義的，但動機的正義並不保證過程的正義。
如果沒有更高理想的支撐，正義的反抗者很容易就成為社會秩序的更大破壞者，把整個社會拉入叢林狀態。
動機的正義並不保證過程的正義，如果沒有更高理想的支撐，正義的反抗者很容易就成為社會秩序的更大破壞者，把整個社會拉入叢林狀態。
四、末世景象
囿於先天的弱點，農民起義鮮有成功的。
但正如馬克思史學家們所說，農民起義的作用是「動搖了舊王朝的統治基礎」，給體制中掌握權力和武裝的野心家帶來了機會，也給其他企圖破壞秩序的人減少了阻力。
擁有武裝力量和權力機構的朝廷本來是唯一強大的力量，他們維持著一個國家的正常秩序，也維護著本朝廷的統治地位。
但當民變蜂起，民眾們形成一個又一個有組織的小股武裝力量時，朝廷疲於奔命去平定，它的力量，它維持秩序的能力就會被削弱。
於是，各種反抗的力量，不管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都開始冒頭。
農民起義，便成了開啟潘多拉魔盒的那把鑰匙。
黃巾起義和西羌民眾叛亂，使董卓坐大，他帶兵進入洛陽挾持皇帝，控制政府。
見到洛陽城中富足，貴族府第連綿，家家殷實，金帛財產無數，他便放縱手下士兵，實行所謂「收牢」運動，到處殺人放火，姦淫婦女，劫掠物資。
為了防止官員和人民逃回故都，董卓臨走將整個洛陽城以及附近二百里內的宮殿、宗廟、府庫等大批建築物全部放火燒毀，然後「遷都」長安。
昔日興盛繁華的洛陽城，瞬時之間變成一片廢墟。
此後，以袁紹為總盟主的各路勢力先是討伐董卓，然後互相攻伐，天下陷入近百年的戰亂時代。
唐末的黃巢起義，使藩鎮勢力壯大，軍閥割據，宣武、河東、鳳翔、淮南等幾大兵團連年互相征討，戰爭頻發，造成很多地方百姓流離失所，赤地千里。
這種局面持續了70多年，號稱中國歷史上的五代十國時期。
國家是什麼？國家不僅如馬克思所說，是「一個階級用來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形式的暴力」，它還維護秩序的工具，有著保護國家免受其他國家的侵犯、保護國內每一個人免受他人的侵犯與壓迫、管理公共事務的職能。
當國家失去控制力的時候，這三個職能也就都行使不了了。
魔盒一旦被開啟，進入的就是一個叢林社會。
從此，人類世界等同於動物世界，強者生存。
在一片混亂與破壞中，你有能力搶到食物和水，就活，搶不到，就死；你有能力打敗別人，就有暫時的安全，甚至可以侵害別人，你打敗了，就要任人蹂躪；你成為暴力團伙的一部分，可以掃蕩別人，你不是，就要被掃蕩。
這是真正的末世景象，中國曆朝歷代滅亡時都如此，史不絕書。
西漢末年赤眉軍進駐長安後，將長安城內百姓財產搶劫一空，赤眉將領們滿載他們擄掠的金銀財寶，縱火焚燒宮殿和民居，再乘火勢做最後搶劫。
人民死傷逃亡，蓋世繁華的長安城霎時變成廢墟，不見人蹤。
戰亂造成三輔大饑饉，人與人之間互相謀害，煮吃對方屍體，城郭全空，遍地都是被殺的或餓死的白骨。
東漢末年遍地盜賊，道路阻斷，連皇帝詔書都送不出去。
運輸完全中斷，很多州縣物資匱乏，洛陽和長安這樣的大都市，穀米價格漲至數萬錢一石（和平時期只有十幾到幾十錢）。
軍閥在城中互相火併，一次內鬥平民被殺一萬多人，屍體塞滿街道。
正如馬克思史學家們所說，農民起義的作用是「動搖了舊王朝的統治基礎」，給體制中掌握權力和武裝的野心家帶來了機會，也給其他企圖破壞秩序的人減少了阻力
西晉末年大亂，京師洛陽都成為人間地獄，人們互相殺害吞食，全城都是飢餓的野獸。
大亂中朝廷考慮遷都，僅剩的沒有逃跑的數十名官員保護著皇帝司馬熾從皇宮出來，走出宮城西掖門，到曾經最繁華的大道銅駝街。
這條街已經荒涼如同廢墟，街邊散亂著飢餓的流民。
流民看到這隊衣著仍舊整潔的人，馬上像野獸般上去搶奪，司馬熾等不能前進，只好狼狽地逃回皇宮。
與此同時，在關中地區，饑饉造成大部分人死亡，活下來的不到百分之一二。
唐末政府軍剿滅黃巢起義軍之後，被起義軍和政府軍輪番蹂躪的中原大地一片蕭條，「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汝、鄭等州，比屋盪盡，人悉以紙為衣」，北自衛州（今河北省衛輝市）、滑州（河南省滑縣），西到關輔（陝西省中部），東到青州（山東省青州市）、齊州（山東省濟南市），南到長江、淮河以南，州鎮即便有倖存的，也僅留一座空城，舉目眺望，千里之遙，看不見一個人影或一縷炊煙。
五、人民的自救
在叢林狀態下，每個人都是他人的地獄，因為大家不當狼就得當肉，所以無論誰都活在恐懼與戰鬥當中，不論強弱。
這種狀況有違人類的本性。
自從人類形成了社會，人們就依靠共同認可的秩序組織起來，並依靠秩序自我保護。
渴望秩序，追求穩定，是社會中人的本能。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之後，強悍凶暴的軍閥公孫瓚，面對國無寧日的局面，也生出了厭懼之心。
他戰鬥失敗退守易京，在那裡環城挖掘十道壕溝，興築高大土丘，每個土丘都五六丈高，再在土丘上建立高樓。
位於中央的土丘最高，足有十丈，作為他自己的居處。
用鐵做門，左右侍從警衛都被隔在門外，7歲以上的男子不准進入。
公文命令都用繩子吊上堡壘，傳達口信用大嗓門的侍女向外喊。
公孫瓚囤積了300萬斛（漢制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一斛約等於現代20升）糧食，然後就在這裡避世。
他說：「想當年我驅逐叛變的胡人，掃蕩黃巾變民，以為天下戰亂可以平定。
可到現在戰亂才不過剛剛開始，看來我已無能為力。
不如使官兵休息，等我把囤積的糧食吃完，大概天下大勢，已有分曉。
」
公孫瓚的想法很能代表亂世之下人們的普遍心態。
他還是有自己的隊伍的，那些沒有隊伍的，避世之心會更重。
與公孫瓚同時代的幽州人田疇，率領鄉人數百，向北進入徐無山區，擇深山較平坦之地，躬耕自養。
數年之間，外來百姓來歸者達五千餘家，自成一新移民墾殖的天地。
在兵連禍結的時代，田疇的世外之地成為失家者的樂土。
他與墾眾相約，嚴禁互斗，殺傷者抵罪，又立斷獄之法，定婚嫁之禮，還延聘飽學之士，興辦學校，教育子弟，使各行各業，都具規範。
在那種亂世，很多不想做「流寇」，不加入軍閥，但又希望自我保護的人們聚集起來，興建這樣的城寨，這叫做「塢壁」，從兩漢到唐末的史跡中都可找到這樣的記載。
塢壁既是為逃避戰亂而建，故大多設立於遠離城邑的山林川澤地帶。
例如洛水流經的檀山，「其山四絕孤峙，山上有塢聚，俗謂之檀山塢」；再例如合塢，「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筑西面即為固。
」一般建在易守難攻之地。
《資治通鑑》胡三省注釋介紹塢壁為：「城之小者曰塢，天下兵爭，聚眾築塢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為塢主。
」
塢壁大多為自衛性質的組織，他們力圖獨立於亂世紛爭之外，等待動亂過去。
這種建立在貧弱相助、有無相通原則上的規約，以及學校等公共設施，表現出濃厚的共同體理念。
嚴酷的環境，逼使塢壁內部緊密團結，故塢主與其下屬的關係，不僅建立在權力基礎之上，而且還存在某種相互依存的義氣人情。
在叢林狀態下，每個人都是他人的地獄，因為大家不當狼就得當肉，所以無論誰都活在恐懼與戰鬥當中，不論強弱。
這種狀況有違人類的本性。
自從人類形成了社會，人們就依靠共同認可的秩序組織起來，並依靠秩序自我保護。
渴望秩序，追求穩定，是社會中人的本能。
這樣的塢壁有點類似於軍事組織，人們自發依附於一個強勢人物，在他的管理下搞生產自救和抵禦外敵，為此當然要犧牲許多個人自由與發展。
但在那樣的亂世中，自由和發展已是奢望，生存才是首要的。
每一次大亂，都持續數年至數十年，甚至上百年（五胡亂華階段）。
沒有政治野心、僅僅期待治世的普通民眾，就默默地等待著獵食者們爭鬥出一個結果，直到進入新的朝代為止。
沒有哪次民變不是因為政治黑暗和官吏貪暴引發的。
權力者與民眾是完全不對等的關係，一切主動權掌握在權力者手中，連民眾的發聲渠道也是權力者給予的，當他不想提供時隨時可以收回。
六、每一步都是迫不得已
確實有的朝代的滅亡與亡後的混亂有外患的因素，但即便從當時的情況中拿掉這個因素，以下的規律也都適用：
沒有哪次民變不是因為政治黑暗和官吏貪暴引發的。
權力者與民眾是完全不對等的關係，一切主動權掌握在權力者手中，連民眾的發聲渠道也是權力者給予的，當他不想提供時隨時可以收回。
當權力者放棄考慮民眾的需要、民眾的承受能力、民眾的反對意見時，民眾只能默默承受壓迫和剝削直到無法承受為止。
而民眾無法承受後，要麼死，要麼造反。
暴力革命，便成了一個必然。
一旦暴力革命出現並積聚到一定力量，國家機器疲於應付造反者，便失去了維護正常秩序的能力。
由於制度保證了皇帝的軍隊是唯一的武裝力量，它一旦失去作用，沒有其他力量能填補空間，於是天下大亂成了一個必然。
天下大亂，社會轉而實行叢林法則，民眾的生存狀況更糟於被壓迫剝削的時候。
老弱、無武器無組織的普通人成了獵場上的獵物，被殺害，被擄掠，城市、農村墮入人間地獄。
至此，大亂下的人類社會變成動物社會也成了一個必然。
天下無主，於是各路勢力紛紛登場。
有想皇帝輪流做的，有想趁亂撈一把的，有想解民於倒懸的……不管出於什麼動機，多種勢力想奪主位，也是個必然。
人們需要得到保護，於是自發擁立強者維護局部秩序，所以強者建立自己的武裝和勢力是必然。
人們又需要穩定，於是，有長遠打算的強者們互相攻伐直至重新統一「天下」又成為必然。
到了四海再次昇平，新的王朝建立，社會又進入了新的一輪循環。
總之，整個王朝更替的過程，普通民眾只有被選擇的份兒，沒有自主選擇的能力。
「我不想亂」、「我希望穩定」、「我希望政治清明」……嗯，你只能希望，但你做不了主。
當社會開始動盪時，你沒有辦法去攔住它；當人間變成地獄時，你也只能扛著，或者——幸運一點——躲著。
最關鍵的是，老百姓連權力者何時會關閉溝通渠道都無從知道，趕上好皇帝還是壞皇帝就跟打麻將摸牌似的，完全看天意，所以也無從預測自己何時會遭遇不幸進入亂世。
也怪不得中國百姓不像外國宗教那樣專注於內心自省，而是求神拜佛的有那麼多實際需求。
除了懇求佛祖保佑自己的命運，他們還能有什麼辦法呢？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
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朝人張養浩的這首《山坡羊·潼關懷古》，真是寫盡了中國百姓的宿命。
整個王朝更替的過程，普通民眾只有被選擇的份兒，沒有自主選擇的能力。
「我不想亂」、「我希望穩定」、「我希望政治清明」……嗯，你只能希望，但你做不了主。
本文選自宋燕作品《造反者》，著作權歸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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