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理論

從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5月徐州失守，抗日戰爭已進行了整整10個月。

這場近代以來規模最大的民族戰爭究竟將怎樣發展？中國能否取得抗戰勝利？如何才能取得勝利？對這些重大問題，許多人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也沒有人給予系統的令人信服的回答。

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仍有相當大的市場。

身任國民黨副總裁的親日派汪精衛就是「亡國論」的突出代表，這種悲觀情緒由於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的嚴重失利，也影響到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勞動人民。

寄希望於國際局勢發生變化和依賴外力援助迅速結束戰爭的思想，則是蔣介石集團中「速勝論」觀點的集中體現，而《大公報》甚至把台兒莊戰役的勝利看成是「敵人的最後掙扎」。

在共產黨內，「亡國論」是沒有市場的，但一些人過於看重國民黨200萬正規軍的力量，急於打大仗，對戰爭的長期性、艱苦性缺乏明確的認識和充分的精神準備。

1935年12月，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分析了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基本國情後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作持久戰，包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事業。

1936年7月，他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估計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提出了通過持久抗戰爭取勝利的方針。

全國抗戰爆發後，朱德、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相繼發表文章，論述抗日戰爭的持久性，以及實行持久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條件、方法等。

在1937年8月11日舉行的國民政府軍委會談話會上，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就這些看法進行了闡述和說明。

在抗戰進行了十個月後，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經驗作一個總結性闡釋，特別是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問題。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回答了困擾人們思想的種種問題，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毛澤東全面地考察和論證了中國能夠、也必須經過持久抗戰取得勝利的客觀依據。

他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

」這是全部問題的根據。

在這場戰爭中，中日雙方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我大，敵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

第一個特點決定了日本的進攻能在中國橫行一時，中國不能速勝，中國抗戰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戰是持久的；後三個特點決定了中國不會亡國，經過長期抗戰，最後的勝利屬於中國。

毛澤東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持久戰爭將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明確指出：通過三個階段，在雙方的力量對比上，中國必將從劣勢到平衡到優勢，而日本必將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

其中，戰略相持階段的時間將相當長，遇到的困難也將最多，然而它是戰爭轉變的樞紐。

這是毛澤東持久戰理論的要點。

「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

」

毛澤東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為了動員民眾，就要把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就要調動全軍全民的最大積極性以支持戰爭。

只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會造成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論持久戰》中這些異常清晰而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判斷，回答了人們最為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使人們對戰爭的發展過程和前途有了一個清晰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堅持抗戰的信心。

1939年8月4日，周恩來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轉述了一位外國記者對《論持久戰》的評論：「不管他們對於共產黨怎樣的看法，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的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並且無誤地描繪了未來的一般輪廓。

」

這部著作，不僅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程思遠回憶說：「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

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

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

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

』並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

一篇文章具有如此強大的說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歷史上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