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的特色與價值 - 佛光大學

孤立語的主要特點是不重視詞形變化，但是詞的次序很嚴格，不能隨便更動。

上述的六個漢語句子，每一個詞在句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虛詞的作用很重要，詞與詞之間的語法 ... 華語的特色與價值 龔鵬程 台灣佛光大學創校校長‧中國北京師範大學客座教授 　 　 一、對語言的思維         人類什麼時候有了語言，誰也不知道；如何創造出語言，更沒人曉得。

所以《文心雕龍．原道篇》就說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把語言表達看成是人自然而然的行為。

在有關語言起源的各種假想學說中，其說接近語言本能說。

意謂語言能力是人的本能，其他動物再怎麼學也學不來，更不能發明語言（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而正因為是本能，故只要人心中有思有感，自然便會借語言來表達了。

相信語言是自然而有的，似乎也可以說明中國為何只有「倉頡造字」一類傳說，而無發明語言的傳說。

蓋古人既認為語言乃人自然而有之能力，非神所賜、亦非某人之創造。

但語言之運用，主要是聲音的傳達。

人在心有所思有感時，除了發聲之外，原即可用手勢、表情、動作等來表達，不一定非立言不可。

故中國人特別指出一種語言情境，那就是在昏暗中，在手勢、表情、動作均無能為役之際，語言之用獨具優勢。

《說文》：「名，自命也。

從口夕。

夕者，冥也。

冥不相見，以口自名」，所指即此。

《釋詁》說：「瞑，聽也」，或〈玉篇〉說：「暝，注意聽也」，所指亦然。

昏冥之中，聲音正是最主要的傳達方式。

在手勢、表情、動作均無能為力之際，人才非使用語言不可。

 一些跟說與聽有關的詞，如命，《說文》云：「命，使也，從口令」；聆，「聽也，從耳，令聲」；令，「發號也，從亼卩」；問，「訊也，從口，門聲」；聞，「知聲也，從耳，門聲。

睧，古文從昏」，大抵也都強調它在音聲傳達上的特點。

隔門不見人，故以聲傳訊 ，適與昏夜不見人故揚聲以示意相似。

 人類學界有一種主張，認為人類發出聲音，最初都只是用以輔助手勢的，音節語也都多少會依仿著手勢語。

但從中國人對語言這種聲音特性的認識及強調來看，古人並不以為語言主要是繼手勢而用或代手勢而起。

因此，才會說音是「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

漢語中凡從音之詞，也多有昏暗之義。

如暗、闇、湆都是。

換言之，每個民族都有語言，其起源也可能屬於自然本能，但中國人對語言特性的掌握卻頗有獨到之處，與其他民族不同。

基於對音聲的特殊感會，中國的語言發展當然也頗與其他民族不同。

            一般都把中國地區語言劃歸為漢藏語系。

在這個語系底下再分侗臺、苗傜、安南、藏緬諸小系。

有人認為漢語、緬甸語、藏語中有非常多相似的語根，因此它們可能來自一個已不存在的古老語言：漢藏語原型（Proto Sino-Tibetan）。

但邃古難徵，漢語與藏語之關係，學界也仍多爭論，我又不太懂藏語，故以下僅論漢語。

            漢語發展的時間很長，當然頗有演變。

例如中國人說養狗養豬，日本人就說是犬養豬飼，把賓語放在動詞前面。

中國人聽了總要發笑，因為「狗養的」乃是罵人的話。

可是古漢語中賓語前置的現象並不罕見，如《論語．子罕》：「吾誰欺？欺天乎？」就同時用了兩種語序，有賓語在前的，也有賓語在後的。

又如漢語中量詞極為發達，一個人、一張床、一匹馬、一頭牛、一隻羊、一扇門、一根蔥、一尾魚、一葉舟、一方塘、一口刀、一把槍、一錠金、一泡尿、一坨屎，都有不同的量詞，印歐語系語言便不如此豐富。

但古漢語的量詞使用原先卻較簡單，與印歐語系差不多。

再者，印歐語系中複聲母的現象甚為普遍，漢語古亦有之。

依古音學家之推考，古漢語中輔音接合的可能性，甚至更多於現代的印歐語，如dg-、tp-、dm-、ml-、nd-、mbl-、nh- 等均為現代印歐語所不習見者。

但後來複聲母語終被淘汰了，漢語只以單音來表示。

故由語序、量詞、複聲母等等這類事來看，漢語之演變不可謂不大。

            然縱觀漢語史，又可發現漢語的基本特質古今並無大異。

其變化者，一是古有而漸豐，如量詞在先秦，雖已有之但尚不發達，魏晉才大量出現。

這種變，其實只是發展，只是踵事增華。

在古人說：「孚馬四匹，孚車卅兩」（小孟鼎）「卯五牛于二珏」（殷虛文字乙編，7645）「其礻登新鬯二升，一卣」（殷契粹編，525）「予光賞貝二朋」（三代吉金文存，十三卷）時，早已注意到每一物事之特殊性，故其後才會廣泛地以不同計量詞去指稱每一不同的物事。

另一種變化，則是選擇的結果，例如上文所談到的詞序和複聲母。

詞序漸漸穩定，以賓語放在動詞後面為主，複聲母則遭放棄，都是有意識的作為，故是變本而加厲。

           這也就是說：語言雖然是每個民族都有的，中國人也認為用語出於自然，但對語言的意識，各民族並不一樣。

各民族語言之所以不同，即肇因於此。

本於這種「對語言的思維」，各民族分別創造了他們的語言。

漢語相較於其他語系，所具有的特色，便可顯示古人在造語時特具的思維狀態或傾向。

順著這些狀態或傾向發展，後來漢語遂越來越與其他語系不同了。

某些與其他語系類似的語言現象，則也已逐漸淡化或改變。

語言，為人禽之分的界限，人文起始於此。

故對語言的思維，也是思想史的起點。

中國思想史，即應由中國人如何看待語言、如何創造語言、如何發展語言特色講起。

  二、詞的特點        從語音形式看，漢語的詞，有單音節的，如天、地、山、水；也有多音節的，如觀世音、王八蛋、社稷、君子。

但多音節的詞，其實仍是單音節詞的綴組，其詞單獨仍可成立，故多音節的複合詞，僅是單詞在使用上的輔助或變化。

正因為如此，語言學界普遍認為：整個漢語，乃是一個與其他語系極為不同的單音節語言體系。

         單音詞的特點，是簡無可簡，結構上已不可再分。

一個詞指一件事、一個概念、一個動作、一項基本性狀。

而詞音與其所指之間，則亦非毫無關聯的任意編派。

古代的語音現象，如今當然已無法復原了，但部分語音現象仍可於文字中尋其遺跡，因為文字本來就有部分記錄語音的功能。

歷來均說中國文字為象形，殊不知漢字十之七八是形聲，形聲的音符部分就是表音的。

轉注、假借，在漢語及漢字中亦屢見不鮮。

而兩者也都與音有關。

假借是同音字相替代，轉注是有聲音關係的同義字。

同音字可以替代有聲音關係的字、可以同義互訓，正表示古人認為聲音與意義是有關聯的。

某事某物之所以喚為某某，非任意為之，聲與義相關，故同音者義近，可以替代或互相解釋。

同理，形聲字的聲符除了表音之外，亦有表義的功能。

這個道理，清代王念孫、段玉裁等人均曾予以闡發，認為形聲必兼或多兼會意，如支聲詞有分支義，肢、枝、歧都是；少聲詞有微小義，杪、秒、眇、妙都是；囱聲詞有中空義，窗、蔥、聰都是；侖聲詞有條理義，綸、論、倫、輪都是；交聲詞有糾纏義，絞、狡、餃、校、跤、咬都是；奇聲詞有偏斜義，倚、寄、畸、騎都是；皮聲詞有分析或偏頗義，披、破、簸、頗、跛、坡都是。

古代詞書，如劉熙《釋名》；或近人著作，如章太炎《文始》、高本漢《漢語詞族》，也都循此原則去因聲求義。

        因聲求義之方法也可以找出漢語的同源詞。

例如枯、涸、竭、渴、槁，聲音和意義都相近，即是同源詞。

此類詞不見得字形相近，而純是聲音的關係。

如背、北、負、倍，均有相反義；逼、迫、薄，均有靠近義；冒、蒙、冥、盲、霧、瞀、夢、眠，均有迷濛不清義；陟、登、騰、乘、升、蹬，均有升高義；無、莫、靡、亡、昧、罔、蔑、勿、毋、不、否、弗，均有否定義等等。

這些詞，更明確體現了音與義之間的關係。

單音詞，一詞一義，且詞之音義如此密切相關，這些都是漢語的特點。

然而，漢語另一些特點，恰好是與它們相反的。

比如，一詞多義。

            單音詞是最簡化的詞形，一詞一義。

但詞義因人類文明發展越來越繁、指涉越來越多，勢必越來越擴大，這時單詞便不敷使用了。

除非不斷增造新詞，像印歐語系那樣，詞典越編越厚、收詞越來越多。

可是，漢語語音的音節單位是有限的，單詞並不能像英語那樣增造新詞。

此時就會出現派生詞（如有虞、有夏、勃然、莞爾）、複合詞（如壁虎、土虱），不再只用單詞。

甲骨文的複詞已有35個，金文便達237個，後來越來越多。

因一詞一義的單詞，會隨機與另一個單詞組合而再變出另一個詞及另一個意思來。

所以也不需另造新的單詞。

　　另一個讓單詞不增加而又能適應指義需要的辦法，就是讓單詞可以指不同的義，一詞多義。

這看起來與單詞原來確指一事一義相反，但詞義的來源若在音聲，則聲變有限，義指無方，一聲之中本來也就蘊涵多種意謂。

如後來常見的釋義法：「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易緯．乾鑿度）「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毛詩正義．詩譜序）「深察王號之大義，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

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都是以一音之周流說義蘊之多方。

可見單詞多義，有其必然性在。

中國人也善於掌握這個原理，好好地發揮了一番。

如何發揮呢？一詞多義雖然是各民族語言的普遍現象，可是漢語單音詞的多義狀況最特別。

本義、引申、假借，可以多義流轉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如繩，是繩索，是繩墨、糾彈、正直，也是懲辦（繩之以法）。

引，是開弓、拉長、引導，也是拿取。

首是人頭、首領、發端、首要、朝向，也是自首。

歸是回家、出嫁、滙聚、歸屬、依附、自首、稱許、趨向、委任、歸還、終於，也是死亡。

凡此等等。

詞義非常廣延靈活。

其中更為特別的是「正反合義」和「詞性不定」。

        一詞多義中，往往包括了完全相反的兩種意思，謂之正反合意。

如花落，是指花的生命結束了；大樓落成，卻是說樓剛剛建好。

故《楚辭》所謂：「餐秋菊之落英」，可能指的就是始英而非殘卉。

落，兼開始與結束兩義，相反相成。

同類者，如亂，治也。

亂與治恰好含意相反。

一個亂字即兼治亂兩義。

面，既是面對面又是相背，如面縛就是指反背而縛。

薄，既是少，又是多，如薄海騰歡之薄。

逆，既是違背又是迎接。

息，既是氣息又是停止休息，既是增長（如利息）又是減少。

隱，大也。

廢，大也。

歸，往也。

戻，善也。

危，正也。

誕，信也。

虔，殺也。

嗇，貪也。

讓，詰也。

寥，深也。

困，逃也。

亢，遮也。

眇，遠也。

……。

這些都是正反合義。

乖，既是乖張也是乖巧。

易，既是變易又是不易。

其他語文中非無此類語例，然遠遠不如漢語普遍。

傳統訓詁學上所謂「反訓」，所指即為此一現象。

蓋為常態，並非特例。

詞性不定，則是因一詞多義，繩指繩索時是名詞，指繩人以法時就成了動詞，很難定稱某詞的詞性如何。

本來，跨詞性的詞，各種語言中也都有，如英語的fire是名詞火，也可以是動詞點火。

Home是名詞家、動詞回家、形容詞家鄉的，也可以是副詞在家。

但漢語情況特殊。

印歐語言，可以依詞性不同分為八類：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詞、連接詞、嘆詞、冠詞。

漢語則自《馬氏文通》模仿印歐語也分詞為九類（加了一類印歐語所無的「助詞」）以來，爭議不斷，大部分語言學家都主張漢語之詞性難定或可以活用。

「春風風人」，上風為名詞，下風為動詞，風又為風化之風、風教之風、風詩之風、風動之風、風土之風、風諫之風，義不定，詞性也就不定，很難把詞分類。

一詞多義、正反合義、詞性不定，都是其他語言也有，但漢語特別普遍的現象，可稱為漢語之特色。

助詞則更是特色了，因為印歐語就沒有助詞。

清末馬建忠編《馬氏文通》時，發現漢語沒有冠詞，而助詞（如的、呢、嗎、也、乎、焉、哉）卻很多，所以特立了助詞一類。

謂此乃「華文所獨」。

漢語中為何會獨有這類詞呢？在甲骨文時代，助詞並不發達，周秦兩漢才逐漸形成的「虛詞」系統，計有三十幾個虛詞。

虛詞是與實詞相對而說的。

詞分虛實，這就是漢語的特點，其他語言並不這樣分。

而正是在虛實相對的情況下，虛詞系統越來越完備、虛詞越來越多，許多實詞虛化成為虛詞，如也、聿、其、豈、因、而、然、亦、且、勿、弗不等本來都是實詞，後來才用為虛詞。

虛詞體系越龐大，助字當然也就越來越增加了。

其重要性也越來越獲重視，《文心雕龍》就說：「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

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

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

認為這些虛詞：「巧者回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

對於傳達語氣、神情，虛詞助語確實功效甚大，漢語特別發展這方面，正可看出運用這套語言的中國人，其思維特性何在。

  三、句的形態 以上說的都是漢語基本單位（詞）的特點。

合數詞以構句，則形成另一些語法上的特點。

世上語言，可略分為四種語法結構：孤立語、粘著語、屈折語、複綜語。

其不同可以看底下的例子： 　　　　漢　　語　　　　 　　　　俄　　語　　　　                                我讀書。

                               你讀書。

                               他讀書。

                               我們讀書。

                              你們讀書。

                              他們讀書。

            Я читаюкнигу             Ты читаешъ книгу             Он читаег книгу             Мы читаем книгу             Вы читаеге книгу             Они читают книгу          這六句話裡，漢語的「讀」和「書」沒有任何變化。

俄語的動詞читатъ隨著主語的人稱和數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而книга也必須是賓格的形式 книгу。

類似主語與謂語，形容詞修飾語與中心語的組合要求有嚴格的一致關係，動詞對它所支配的賓語也有特定的要求。

詞在組合中這般多樣的詞形變化，在漢語中是沒有的。

因為漢語和俄語正好代表兩種不同的結構類型。

語言學中把類似俄語那樣有豐富的詞形變化的語言叫做屈折語，而把缺少詞形變化的語言叫做孤立語。

漢語即是孤立語的代表。

        孤立語的主要特點是不重視詞形變化，但是詞的次序很嚴格，不能隨便更動。

上述的六個漢語句子，每一個詞在句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虛詞的作用很重要，詞與詞之間的語法關係，除了詞序，很多都是由虛詞來表達的。

比方「父親的書」，「父親」和「書」之間的領屬關係是通過虛詞「的」表示的。

這種關係在俄語裡就須用變格來表示：「книга отца」中的отца是отец（父親）的屬格。

漢語、彝語、壯語、苗語等都屬於孤立語這一類型。

        屈折語的「屈折」是指詞內部的語音形式的變化，所以又叫做內部屈折。

屈折語的主要特點是：有豐富的詞形變化，詞與詞之間的關係主要靠這種詞形變化來表示，因而詞序沒有孤立語那麼重要。

像俄語的“Я читаюкнигу”這個句子中的三個詞，由於不同的詞形變化都已具體地表明了每個詞的身分，因而改變一下詞的次序，比方說成“Я книгучитаю”，或者去掉Я，說成“Читаю книгу”或者“Книгу читаю”，都不會影響句子的意思。

俄語、德語、法語、英語，都是這種屈折語類型。

        粘著語的主要特點則是沒有內部屈折，每一個變詞語素祇表示一種語法意義，而每種語法意義也總是由一個變詞語素表示。

因此，一個詞如果要表示三種語法意義就需要有三個變詞語素。

土耳其語、芬蘭語、日語、韓語就是粘著語類型。

        複綜語可以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粘著語。

在複綜語裡，一個詞往往由好些個語素編插粘合而成，有的語素不到一個音節。

由於在詞裡面插入了表示多種意思的各種語素，一個詞往往構成一個句子。

這種結構類型多見於美洲印地安人的語言。

        從孤立語和屈折語的比較來看，最大的差別在屈折語的形態變化多。

其變化有以下各項： （一）、性。

俄語和德語的名詞與形容詞都有性的語法範疇，分陽性、中性和陰性三種，不同性的詞有不同的變格方式。

法語名詞也有性的範疇，但只分陰性和陽性。

「性」是一個語法的概念，它和生物學的性的概念未必一致。

例如德語的「das Weib」（婦女），「dasMädchen」（少女）在語法上是中性。

其他各表事物的名詞也分成各種性，例如太陽在法語裡是陽性，在德語裡是陰性，在俄語裡是中性等等。

這種分性的觀念，牆壁、門、窗、桌、椅都有性別，中國人常感莫名其妙。

（二）、數。

指單數和複數。

如英語的名詞、俄語的名詞和形容詞都有單數和複數的變化。

我國只有景頗語、佤語的人稱代詞有單數、雙數和複數的區別。

在中國，若講到狗時，說「狗們」，也會笑死人。

（三）、格。

格表示名詞、代詞在句中和其他詞的關係。

俄語的名詞、代詞的格有六種形式（名詞單複數各有六個格的變化，故有12種變化），修飾它們的形容詞、數詞也有相應的格的變化。

名詞、代詞作主語時用主格的形式，作及物動詞的直接賓語時用賓格的形式，作間接賓語時用與格的形式，表領屬關係時用屬格的形式。

英語的名詞只有通格和所有格兩個格，芬蘭語則有二十幾個格。

中國人學外語，對這些格的變化，常感一個頭兩個大。

（四）、式。

表示行為動作進行的方式。

英語動詞有普通式、進行式和完成式。

「be +動詞的現在分詞」表示進行式，「have +動詞的過去分詞」表示完成式。

（五）、時。

表示行為動作發生的時間。

以說話的時刻為準，分為現在、過去、未來。

如英語「I write」（我寫，現在時），「I wrote」（過去時），「I shallwrite」（將來時）。

英語語法中通常說的「現在進行時」，實際上包括時和式兩個方面：現在時，進行體；「過去完成時」則是：過去時，完成體。

法語語法中通常說的「複合時」，也是包括兩個方面的，如「越過去時」（plus-que-parfait）實際包括過去時和完成體兩個方面。

（六）、人稱。

不少語言的動詞隨著主語的人稱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

俄語、法語都有三種人稱。

英語動詞只在現在時單數的時候有第三人稱。

漢語不只無此變化，連我你他有時都很模糊，上海話說「儂」，有時指你、有時指我，即為一例。

（七）、態。

態表示動作和主體的關係。

一般分為主動態和被動態兩種。

主動態表示主體是動作的發出者，被動態表示主體是動作的承受者。

        以上這些語法的形態變化（性、數、格、式、時、態、人稱），漢語幾乎全都沒有；某些語法功能，則是用助詞來代替。

例如「我吃了」表完成式，「我吃著」表進行式。

其他形式上的表現只有語序。

詞與詞綴合成句，由語序關係確定其含意。

一些游戲語的故事，如主人逐客，下了條子說：「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卻被死皮賴臉的客人讀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或某君氣憤鄰居常來門口便溺，寫了告示：「不可隨處小便」，結果被鄰人改為「小處不可隨便」，把字拆開裱好了掛在廳堂上。

這就都顯示了漢語中句子的意義，是靠不同的讀法、或對語序不同的處理而定的。

        不只此也。

漢語一些結合字句的詞語，如前置詞、接續詞、關係代名詞也都不予重視；在組成一句話時，主語、述語、賓語、形容詞、副詞也都可以顛倒或省略；主語亦不具備印歐語式的主語功能；句子更可以沒有主語；主語與動詞謂語之間的關係又非常鬆散，不存在必然的「施事加行為狀態」及「被表述者（主語）和表述成分（表語）」等關係。

這些，也都是它逈異於其他語言的地方。

        由於印歐系語言單詞本身有豐富的形態表現，體現豐富的語法意義，因此早在亞里斯多德討論靜詞和動詞時，就有了「格」形式的概念和「數」形式的概念。

他把動詞和靜詞的所有「間接形式」（形態變化）都納入「格」的語法範疇中，還指出靜詞的「性」的區別。

其後語法學之研究亦歷久不衰。

印度則在公元前四世紀就有系統的《梵語語法》。

可是，漢語的語法形態變化甚簡，只要明白了詞，又明白了詞序，句子自然就能通曉，不須做句法的形態結構分析。

因此，從古至清末，中國只用訓詁之學去釋詞、用句讀之學去講明語序就夠了，根本沒有印歐語系中那樣的語法學。

        由此差異，亦可發現印歐語言顯示了較強的形式邏輯性，句子的謂語必然是由限定動詞來充當的。

這個限定動詞又在人稱和數上與主語保持一致關係。

句子中如果出現其他動詞，那一定採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與謂語動詞的區別。

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動詞，就是抓住句子的骨幹。

句中其他成分，均須藉位格或關係詞來顯示它們與謂語動詞的關係。

而主謂語之分，又是從形式邏輯來的，以形成一種從屬關係句法。

反觀漢語的形式限定很弱，詞序所構成的，乃是意義上的、事理上的邏輯關係，而非形式的（也有人稱為「意向性意涵的邏輯」或「隱含邏輯」）。

故非「以形定言」之型態，乃是「意以成言」的。

語意之明晰與否，不由形式邏輯上看，而要從詞意的關係上認定。

         語言學上稱此為「形態優勢」和「意念優勢」之對比。

形態優勢的語言，講究形式邏輯的關係，時態、語態、人稱等均有明確的規定。

語句的意思，可由結構形態上分析而得，故句意較為固定。

意念優勢的語言，是意念（詞）的直接連接，不必仗賴形式上的鏈接，所以形約而義豐。

對詞意本身的掌握越準確越深刻，句意也就發生了變化。

有些人因此認為漢語不如印歐語明確、具形式邏輯性、含混、語意游移；以致用此語言所表達之思想也無明白的推理程序，顯得囫圇、簡單。

有些人則推崇漢語拋棄了一切無用的語法形式，直接表達純粹的思想，把所有語法功能全部賦予了意念運作，也就是思維，僅以虛詞和語序來聯結意義。

若把思維或概念外化為語言的過程稱為「投射」，則漢語是直接投射式的，英語等則須經詞的形態變化、結構成形等程式整合手續，所以是間接投射的。

相較之下，漢語自有簡約直截的優點。

         「形式邏輯／意義關係」「形態優勢／意念優勢」「間接投射／直接投射」「以形定言／意以成言」等區分之外，印歐語與漢語還可以「動詞為主／名詞為主」來區分。

漢語是以名詞為主的語言，動詞遠不如在形態語中那麼重要，注重名詞的基本義類，然後利用句讀短語組構語句。

印歐語法則注重動詞的形態變化。

上古漢語動詞還比較多，占71％，名詞占20％。

現代漢語動詞則已降到26％，名詞高達49％。

可見整個漢語史有朝形態簡化、動詞作用弱化、名詞作用強化的趨向。

  四、漢語思與言         意念優勢的語言，本來就以詞為主，而不以語法為重。

它在一些缺乏語法形態變化的地方，要完成其語法功能，也仍然要靠詞。

如前文說過的「我吃」「我吃了」「我吃著」那樣，詞本身無形態變化，但助詞可以完成時態表示的功能。

數也一樣，數在漢語中也是以詞及詞彙表示的，如人們，加助詞以示複數；五匹馬，加數詞量詞以示複數；異議，以詞義融合表示複數；若干時日，利用表示複數的詞彙；重重關卡，以叠字示複；年久月深，以成語示複。

這些都是運用詞彙手段（lexical means）的辦法。

這種辦法極為靈活，因為詞與詞是可以隨機綴組的，因此它是個開放系統。

語境不同，便可綴組不同的詞。

其手段包括利用副詞、助詞（如竟、竟然、就、就像、真、想、多想、多麼、也許等）；連詞（如若、假使、倘如、即使、本來、原本等）；助動詞（如應、應該、理應、似乎、本可、會等）。

        以詞彙手段濟語法功能之用，當然更強化了漢語「以意為綱」的特點。

屈折語中語法形態上的轉折，變成了漢語式的意念轉折。

善於聽受漢語的人，也就不必去分析什麼句法的結構，只須注意其遣詞命語即可。

        注意遣詞命語，除了要留心其語法功能的詞彙手段外，當然還要斟酌玩味其所遣之詞。

漢語的詞彙，本身也是頗有特點的。

        眾所周知，英語中上下兩代非直系親屬稱謂詞只有四個：uncle、aunt、nephew、niece。

漢語中卻至少有十四個：舅舅、姑父、姨父、叔叔、伯伯（uncle）；舅媽、姑姑、姨媽、嬸嬸、伯母（aunt）；侄子、外甥（nephew）；侄女、外甥女（niece）。

若再考慮整個家族的情況，漢語親屬稱謂詞的數量更是驚人。

須知漢語與英語在親屬稱謂上同屬「描述制」而非「類分制」，本來數量不應相差這麼多，但英語是稱謂的組合，漢語卻是詞素的組合，三十四個詞素（祖、孫、父、子、母、女、兄、弟、姊、妹、伯、叔、姑、舅、姨、姪、甥、岳、婿、夫、妻、嫂、婦、曾、高、玄、堂、再從族、姑表、舅表、姨表、內、外）合組起來可以達到369以上。

可見親屬稱謂語多，本身就是詞彙組合所構成的。

而其所以要組構出這麼龐大的稱謂語系統，則顯示中國人對親族關係人際網絡的重視。

        另一個龐大的詞彙群是飲食字。

漢語中形容烹調方法者，在五十二個以上：炒、燴、燻、炸、爛、烟、燉、煲、爆、煸、烘、煨、烤、炆、煎、焗、灼、燒、焙、煮、滾、滷、蒸、熬、涮、淋、溜、涍、油、泡、汆、炰、沖、川、拉、削、搶、凍、硝、米旁、切、撈、剁、飪、拌、醃、醬、醋、醉、酵、風。

英語大約只有十來個。

而僅是「吃」，與吃有關的詞彙就在一百二十個以上，有表能力的，如吃閑飯、吃不開、吃不消；表人的生活方式與手段行為的，如吃香喝辣、靠山吃山；表處事方法的，如吃老本、吃軟不吃硬、好漢不吃眼前虧；表經歷的，如吃苦頭、吃閉門羮、吃不了兜著走、吃力不討好；表心理，如吃醋、吃了定心丸、啞巴吃湯團；表屬性，如秀色可餐、味同嚼蠟；表狀態，如吃驚、吃力、吃重……。

吃的語詞這麼多，豈不表示了中國人對飲饌的態度？         語彙，表現的是民族對事物的關注現象。

每個民族都有其親屬關係，也都要吃，但對親屬關係或飲食的認知、心理感受、意識內容都不一樣。

就像天，英語裡也有天（sky），但sky源於古挪威語，指雲彩，故英語sky表示的乃是自然意謂的有雲彩的天空。

漢語天則複雜得多，人窮則呼天，天有情感意蘊與神聖性。

因此，此種詞彙也如親屬稱謂語或飲食詞般，可表現意識取向及人對世界有意向的認知狀況。

        此即古人所謂：「言為心聲」或「心生言立」。

特殊的語彙，乃是內心世界之觀念叢，本此而展開對外在世界的命名或描述。

那些實體詞（名詞），主要是用來命名的，山川花鳥草木竹石。

那些描述語，如「有白馬，白馬非馬」「山外青山樓外樓」則是以話題型式建立的句子。

        這些句子，可能仍由實體詞構成，如「春風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古道西風瘦馬，小橋流水平沙」。

句子都是話題型式而非命題型式。

主謂結構不明顯。

當然，句子也可能利用虛詞組成，如「時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虛詞的作用不在表達語法範疇，而在顯示思路轉折，但詞無固定詞性，功能上的意義也不定。

同樣地，實體名詞在句中一樣可以具有語法功能，一個句子沒有虛詞，沒有動詞助詞，照樣可以理解（但若習慣了印歐語及其思維形態，對漢語語意，可就拿揑不準了。

民國以來，治思想史者，不乏此種毛病）。

        這特殊的詞語狀況，結合其語法特性，就構成了漢語獨特的型態。

此一型態，與思維之關係，最明顯的，是句子短。

即使是長句，也往往可析成若干短句，句中以意聯結，意斷則句絕。

因此「離章辨句」非常重要，古代大學，要求學子入學一年後須有離章辨句之能力，即緣於此。

不同的斷句法代表對語意之掌握有所不同，因此這是以語意為主的句子。

語意之單位是詞，一詞一意，故一詞為一句的情況極多，至為簡約。

短句在思維上代表簡捷、直接。

中國人常常也有把一些複雜的事相或概念，濃縮為三、四個字的習慣，《三字經》及大量成語即為明證，思想是極縮約的。

《詩品》稱陶淵明「文體省淨，殆無長語」，大約即是中國人對言詞運用的極則。

此亦代表了思想上的要求，所謂「言簡意賅」或「文約意豐」，都是指這個特長。

         短句精簡的特色，因摒棄了機械式的關係結構，可能會使中國人不善於推理思維。

漢語的概念直接投射型態，也使它較擅長直覺。

但這部分，語言學界尚無定論，我尤其反對此說，因為推理思維是否一定只能是透過形式邏輯式的方式？以意定形，在不同語序中體會不同詞意的變化、比較其差異，同樣是一種推理思維，只不過它與印歐語系語言所顯示的或所優長的狀況不同罷了。

相比之下，我還比較喜歡漢語哩！         何況，漢語的語法形式匱乏，使得一個語句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詞語在語序組合中到底恰當否，都只能就實際的語詞中去認清楚它的意義而定。

這樣的語言，語義的掌握就更為重要，「語言學」勢必成為「釋義學」。

古代形容聖人，都強調其聰智；聖與聽本來也就是同一個詞。

聰是耳朵聽的能力，故聖人之聖，從耳，從口。

聽得懂話，才能掌握意義。

孔子自謂：「六十而耳順」，境界尚在五十而知天命之上。

註云：「耳順者，聲入心通」。

發言者心生言立，聽聞者聲入心通，兩心相印，才能形成一次透徹深刻的意義傳達。

此種理解與傳達之關係，比諸形式推理，更需要體會、詮釋的工夫，亦非形式推理所能奏功。

此則非只懂印歐語、只曉得形式推理者所能知矣。

        若語句之重點不在形而在意，句子的重點也就不在句而在詞。

這種情形有點兒像古代的音樂。

琴瑟鐘鼓，都與漢語一樣，不重曲式變化，只由一個音一個音綴合；聽音樂時，雖尋聲而赴節，但重點在於品味那一個個的音。

好的音樂，「曲澹音稀聲不多」，並無繁複的曲式變化，卻可由其簡素樸直的聲音中透顯無窮韻味，令人玩繹不盡，故又稱為「大音希聲」。

能聽得懂的，稱為知音。

知音殆如「知言」，亦聖人也。

        由語言到音樂，聲音的表達及其作用在上古的重要性，是無庸再強調的，每個人都知道：語言先於文字、語言也是人禽之分的關鍵。

但語言不是工具，它是人類心靈狀態在聲音上的表現。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心靈狀態，即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表現方式。

即便語言只是工具，每個民族創造工具的思維也不相同。

正如有些民族創造了筷子，有些就只用刀叉。

刀叉製作繁難，形狀也較複雜，但未必優於筷子或可以替代筷子。

這是創造工具的不同思維創造了不同的工具。

可是運用這些不同的工具，卻必然又會使飲食活動產生差異。

因為吃涮羊肉就絕對無法用刀叉，只能用筷子。

會創造出涮羊肉這種吃法，也是因為有了筷子。

創造語言的思維，創造了語言，語言又轉過來創造了思維，亦如為了吃東西而創造了筷子，筷子又影響了吃東西的方式和內容。

中國人在上古，創造了漢語這樣一種頗異於其他語系的語言，其創造思維，乃是上古思想史上的第一聲，是人啼而非禽語，且是漢人之音聲語句，非其他類型的言說。

本此思維，繼續發展，漢語本身既型塑了後來的思維，後來的思維也逐步完善著漢語。

因此某些特性，古僅萌芽，後乃茁壯；某些現象，古本有之，後則刪汰。

整個中國哲學史，也就與漢語語言史合而難分了。

更不要說嗣後所有思想均採用漢語來表述啦。

        正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華夏文明，即起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