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歷史名人司馬遷之十二司馬遷之謎上

（採訪記錄稿）程原生

1949年, 中共中央機關開始由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主席意味深長地對大家說「這次是進京趕考」，因此，他從已經裝箱的個人藏書里，特意挑出《史記》和《資治通鑑》兩部書隨身攜帶。

毛澤東主席指出：中國有兩部大書——《史記》和《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困境中寫出來的。

這兩部大書的作者是誰？他們都經歷了怎樣的人生困境呢？

兩位作者都複姓司馬，都是中國最著名的史學大家，都誕生於三晉大地。

他們身後，都留下無數撲朔迷離的歷史謎團。

陝西韓城芝川鎮，黃河邊的一座山崗上，矗立著《史記》作者司馬遷的祠堂。

正是在這座祠堂，隱藏著他人生遭遇的種種印記。

2000年前，司馬遷就踏著祠堂前那樣的滄桑古道，南涉江淮流域，北游齊魯大地，奉旨西征巴蜀，南至雲貴邊陲。

考察了大量歷史典故。

父親司馬談死後，司馬遷承襲父親的職務做了太史令，從此可以閱讀國家檔案和圖書文獻，他以深厚的文化積澱，撰寫了歷史巨著《史記》，被列為中國二十四史的第一部，祠堂前匾額上鐫刻的「高山仰止」，就是對他史學成就的最高評價。

《史記》用了一半的篇幅，記錄了毛澤東所說「秦皇漢武」的那個輝煌時代。

那個由內憂外患開始，直至征服列強的秦漢時代。

因此，自漢朝以後，所有的民族都稱呼中國人為漢人、漢族、男子漢，使用漢語和漢字。

甚至宇宙銀河，也被認為是連著漢水的天河，稱作銀漢、河漢。

後來的漢丞相曹操就曾寫下「星漢燦爛」的名句。

《史記》以精練的中國古文，匯成五十二萬字的巨著，成為中國史書的珍寶。

《史記》的體裁模式，從此成為一種規範，兩千年來的中國史書，都沒有跳出司馬遷所創立的範疇。

司馬遷祠堂建於宋代。

通往祠堂的99級台階之間，有一副重要的牌匾。

「史筆昭世」，這是對司馬遷職業人格的最高評價。

但是，一說到史官的職業，我們就能預感到它背後潛藏的殺機。

董狐是春秋時代晉國的史官，他不畏懼執政大臣趙盾的權勢，秉筆直書「趙盾弒君」，就是記下趙盾謀殺國君，被孔子譽為良史。

而齊國的太史記錄了崔杼殺君王，卻被當場砍死，他的兄弟立刻接替他的職務，又因為如實記錄而被殺，連續三個兄弟被殺死之後，第四個兄弟又趕來接替職務，繼續如實記錄。

如此不畏權勢，不計生死，是史官的職責所在。

但是，真能這樣秉筆直書，就常常難逃厄運。

這座祠堂的主人，正是一位史官。

進入太史祠。

穿過獻殿，便是寢殿。

正中暖閣里是司馬遷的彩塑坐像，他身著紅袍，手握竹簡，束髮長須，神態莊重安詳，面孔稍稍偏向左面。

按這座祠堂坐西南朝東北的方位，司馬遷正是面朝北方。

他為什麼要面朝北方呢？

他所關注的，一定是發生在北方的大事。

漢朝開國以來，北方強悍的匈奴屢屢侵犯邊境。

反擊匈奴進犯，對於通過暴力奪取天下的漢高祖劉邦，似乎應該沒什麼問題。

翻開司馬遷的《史記》就知道，歷史完全不是那樣。

面對北方的匈奴，漢高祖劉邦總是屢屢敗北，他雖然統一了中原，政權的穩定卻不能樂觀。

《史記》不斷記載著「……悉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侵盜代雲……攻太原至晉陽下……」。

劉邦打敗了項羽，平息了韓信、彭越和英布叛亂後不久，回到故鄉沛縣，在故舊父老面前萬分得意，擊築高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時候，中原周圍的少數民族虎視眈眈，早已把中原包圍得水泄不通。

這是因為西漢王朝完成中原統一的時候，匈奴部落也在大漠北部完成了統一，勢力範圍東至遼東半島，西至今天的新疆，南部收回了被中國秦王朝奪去的河套地區。

面積比中原的版圖還大。

儘管今天的研究顯示，匈奴從人種學上也許不同於漢人，但為什麼匈奴要屢屢進犯中原呢？

司馬遷在《史記》里記載，匈奴人認為他們也是炎黃子孫，中國也有他們一份。

而根本原因是，中原的富庶，對那些寒冷荒涼地帶的遊牧民族，永遠是一個難以抗拒的誘惑。

秦始皇修築的長城，也無法阻擋這種誘惑。

西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乘著剛剛打敗項羽、統一中國的餘威，親自率領大軍向匈奴進攻。

結果劉邦大敗，在山西大同東部被團團圍住，後來使用黃金珠寶賄賂匈奴王后，才僥倖突圍逃走。

匈奴如此強大，怎樣才能保證邊疆穩定呢？司馬遷在《史記》里記載，劉邦轉而採納和親政策，把公主嫁給匈奴單于，希望他成為中國的女婿，不再與岳父作對。

劉邦去世，呂后以皇太后身份掌握了政權。

然而，匈奴的首領冒頓單于，根本沒有把漢朝放在眼裡，他寫了一封信戲弄呂后說：「聽說你死了男人，我也恰巧死了女人，我可以收你當小老婆，從此匈奴和中國，成為一家。

」呂后雖然氣的吐血，也無可奈何，只好回答說：「我已年老，不能侍奉你，願意用年輕的公主代替」。

力拔山河氣蓋世的項羽都無法戰勝的漢朝軍隊，何以對匈奴一籌莫展呢？

開國的漢朝無力抗擊匈奴，原因是人口稀少，兵源和財源缺乏。

劉邦對項羽的戰爭時間雖短，殺戮卻非常慘重，致使國力衰弱，百業凋零，連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顏色相同的馬，將相出行只能坐牛車。

《史記》記載，當時各大都名城戶口流失，人數只剩十分之二三。

這樣一個積貧積弱的窮國，如何才能阻擋屢屢進犯的匈奴鐵騎呢？

正當內憂外患之際，政局發生了變化。

當年劉邦曾經讓所有的文武官員盟誓：「不姓劉而稱王的，天下人共同攻擊他」。

因此，呂后去世立刻發生了政變，忠於劉邦的武將周勃，把呂后家族和黨羽全部斬殺，為劉家奪回了政權，選擇了親王劉恆繼位。

歷史證明這次選擇，對西漢王朝是極為幸運的。

漢文帝劉恆為人仁慈、節儉，他廢除了割鼻子、斷手足的酷刑，經常免除全國農民的賦稅。

包括繼位的漢景帝劉啟在位共四十年，形成著名的「文景之治」，以至各地倉庫存糧太多，發生腐爛。

存錢也太多，串錢的繩索都被蟲蛀斷。

政府養在長安的馬，超過四十萬匹，國力大增，人口也大增，為後來漢武帝反擊匈奴，儲備了豐富的戰略物資。

司馬遷擔任太史令，正是在漢武帝全面反擊匈奴的時代。

司馬遷塑像的目光凝視著北方。

那裡是朝廷與匈奴作戰的方向，而他人生的慘痛遭遇，也是來自那場戰爭。

司馬遷編寫《史記》的第五年，名將李廣的孫子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被俘，皇帝劉徹大怒，認為李陵應該自殺。

大臣們隨聲附和，交口詆毀李陵。

劉徹問司馬遷的意見，司馬遷憤於人心的險惡，挺身辯護說：李陵以五千步兵，孤軍深入沙漠，與匈奴八萬騎兵對抗，轉戰數百里，血戰八日，殺敵萬餘人，箭盡力竭，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無離心。

自古名將，不過如此。

他雖被俘，卻曾力挫強敵，足以名垂天下。

只因寡不敵眾，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

漢武帝認為司馬遷在影射他的裙帶親戚、出擊西域匈奴戰敗的主帥李廣利，勃然大怒，立刻把司馬遷投入監獄，處以宮刑。

僅僅因為不同的言論，就該下此毒手嗎？我們難以猜測劉徹的真實想法。

後來的《三國志》里描寫王肅的一段話，為我們解開了這個謎團。

王肅說，司馬遷記錄事件，既不美化好事，也不隱瞞壞事……漢武帝聽說他寫《史記》，就取來寫孝景帝和寫自己的兩部本紀，結果沒有看到期望的歌功頌德，勃然大怒，刪去了這兩部本紀。

後來這兩部本紀就只有目錄沒有內容。

對司馬遷處以宮刑，那是漢武帝心中有難言之隱，借李陵的事，給他點顏色看（「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

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

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

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

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漢朝的司法制度極其黑暗。

即便是最高級官員，只要陷入司法的陷阱，都不能自保。

例如削平七國之亂，拯救西漢王朝的救星，後來擔任宰相的周亞夫，他的兒子購買了一些紙糊的刀槍作陪葬，預備父親死後焚化。

有人就告發周亞夫私藏武器叛亂，立刻被投進監獄。

周亞夫向法官解釋，那只是死人的用品。

法官何嘗不明白，但他們的任務不是追尋真相，而是執行命令，只好回答說：「你雖然沒有在地上叛亂，但很明顯，你將在地下叛亂。

」周亞夫只能死。

另一位大農令顏異，相當於農林部長，當皇帝劉徹發行一種專門向封國詐財勒索用的「鹿皮幣」時，顏異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立刻被投入監獄，法官判他犯了「腹誹」大罪，就是在肚子裡誹謗朝廷。

顏異也只能死。

因此，周亞夫、顏異、司馬遷等，任何人都救不了他們。

那個時代，每年逮捕的囚犯，都達到十幾萬人，占到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一。

也就是每一百人之中，就有一人因謀反罪關入大牢，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與此相比。

司馬遷忍受宮刑極為痛苦，幾次都要自殺，但他終於沒有選擇死，他必須完成《史記》。

韓城司馬遷祠堂內的塑像長久地遙望著那刻骨銘心，李陵一去不返的方向。

那是一段令司馬遷永遠不能忘卻的歷史、必須寫入《史記》的歷史。

漢武帝沒有下令毀掉這部他認為「誹謗」的書，他釋放司馬遷出獄擔任中書令，或許期望司馬遷能改寫那些「誹謗」的內容。

司馬遷出獄後發奮寫作，終於完成了這部五十二萬字的不朽名著《史記》，他似乎沒有對漢武帝的不滿作什麼修改。

那麼，漢武帝只須一把火，就能讓它灰飛煙滅。

（作者時任中央電視台第四套節目《國寶檔案》編導、山西省委宣傳部山西建設文化強省電視工作站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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